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指出，军队的党必须帮助地方党，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毛泽东在株洲、在井冈山革命实践中就很好践行了这一光辉思想，有力地指导了井冈山根据地中酃县、茶陵县党组织建设，从而直接推动了井冈山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株洲地区的革命活动，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

　　指派谭震林、江华担任茶陵县委、特别区委书记。

　　1927年12月下旬，茶陵县城失守后，茶陵县委书记陈韶带领茶陵县委，谭震林带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组成人员（除李炳荣到附近山区开展游击外）与工农革命军一同转移，待毛泽东在湖口追回部队后，陈韶得以第一次与毛泽东相遇。毛泽东犹记得，还在陈韶家夜宿时，陈韶的父母已搞好了饭，请毛泽东一起吃饭。陈韶父亲陈秀义、母亲陈雪妹，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由于劣绅罗定在茶陵“打暴徒”，他们全家都逃到深山里，工农革命军进城后方回来，家里被敌人搞得一塌糊涂，什么也没了。毛泽东一行来后，他们夫妇俩一阵张罗，并得到农会和赤卫队的帮助，才弄上顿饭来，毛泽东对于陈韶父母的热情好客，非常感激。席中，毛泽东向陈秀义问及陈韶的情况。陈秀义说：“儿子在城里，一水之隔，却很少回家，现在22岁了，却不曾婚配，真是急人呐。”毛泽东说：“男儿志在四方。您老人家就别管他的事了。”在陈韶家，毛泽东对陈韶有了一定了解，这次在湖口的相见相识，使毛泽东对陈韶尤为赏识，因而湖口挽澜上井冈山后，毛泽东便把陈韶留在前委工作，指派安排谭震林接替陈韶任茶陵县委书记。在谭震林任书记的茶陵县委领导下，茶陵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机。为进一步扩大茶陵的红色区域，1928年3月底，毛泽东派尹宁万到茶陵从事白区工作。尹宁万不畏艰险，日夜兼程，很快即与茶陵县委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及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把工作做到敌人心脏里去。”县委即派出谭余保等几名共产党员配合尹宁万工作。

　　为统一对边界六县党的领导，加强边界斗争，经湖南、江西两省委的批准，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共湘赣边界各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宁冈、永新、遂川、莲花、酃县5个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及军队党的代表，共计60余人。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会和19名特委委员。这19名委员，就有茶陵党代表谭震林、谭普祥。大会后，毛泽东会见了茶陵的党代表，认真听取了他们对茶陵情况的汇报。教导他们要放手发动群众，武装工农，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工农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最后，毛泽东要求中共茶陵特别区委把武装斗争的中心地区从潭湾转移到九陇山区一带，与永新、莲花、宁冈等县“依托九陇山进行更有胜利把握的长期斗争”。此时，正值敌人向潭湾及东岭、西岭等地疯狂“会剿”，妄图全歼茶陵游击队，致使茶陵西、南两乡革命工作基础遭到严重的破坏。于是，茶陵特别区委、县政府以及茶陵游击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将茶陵武装斗争大本营，由潭湾移驻九陇山的大亚山、倒坪和樟木冲一带。

　　建立特别区委，是毛泽东根据井冈山斗争初期各县革命形势，在党的建设上的一个调整。谭震林曾经回忆说：“我在1927年，部队撤出茶陵城上井冈山后，当了茶陵县委书记。在九陇山一带活动。当时，派一个人下山去活动又被杀了，派一个人去又不见回来，工作做不进去。我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示，没有武装不要下去活动，把县委改为特别区委。”1928年5月，因谭震林被选为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副书记以及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部长，湘东特委按照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要求调江华（化名黄琳）到茶陵县特别区委任书记。对组织的这个决定，江华心里很矛盾：因为他在安源已经工作半年多了，不仅熟悉那里的工作，而且跟工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如今说走就走，心里总有些依依不舍。然而听说是去茶陵，他又感到由衷高兴，因为茶陵西部与永新、宁冈、莲花三县交界的九陇山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部分。而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一位他十分崇敬、又非常想见到的人物——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领导秋收起义并带领队伍在井冈山搞武装割据的毛泽东。

　　江华要到茶陵工作，得先上井冈山找湘赣特委报到，而当时的湘赣边区特委书记正是毛泽东。1928年5月，江华从安源出发，第一天到达宁冈，第二天便由接应的交通员带路走进了罗霄山脉。只见山峦一座接着一座，连绵延伸不见尽头，茂密的丛林遮天蔽日，就算千军万马栖身其间，也难窥见它的真面目。弯弯的山道陡峭险峻，交通员带着江华在大山里左弯右拐，攀爬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时分，才到达茅坪，如愿见到了他想见的毛泽东。江华原以为，像毛泽东这样有名气又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可能架子大，难接近，可见了面后，他发现毛泽东是那么谦虚、平易近人，拘谨的心态顿时消失了。毛泽东知道江华是从安源来的，特地找他谈话，询问安源、萍乡的情况。江华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当地农民暴动、安源恢复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等情况。当江华讲到党领导工人群众通过罢工，增加了工资，改善了劳动条件时，毛泽东脸上露出了微笑。当讲到反动矿局采取阴谋手段破坏工运、镇压工运时，他的脸就阴郁了，并一口一口地抽烟。江华还讲了湘东醴陵、攸县，江西萍乡等地农村游击斗争很紧张，醴陵南区农民集体围攻湘江东岸渌口镇的几次战斗都失败了等情况。他说:“醴陵南区农民暴动后，生产、生活都集体化了，实行‘共同耕种，共同消费’政策，打破私有制度，没收一切田地，牛、犁具、肥料一概公用，并统一规定了时间，吃饭打梆子，全村集中吃大锅饭，不做工不准吃饭。”毛泽东听后微微点头，问:“没收的土地怎么办?”江华答道:“将土地分给群众。”他看着毛泽东继续说：“开始群众不敢要，我们把地契烧了，有的群众还是不敢要。我们就把地埂铲平，认为这样就分不清哪块土地原来是谁的，群众就会要了。谁知，地铲得高低不平，后来地主反攻倒算，反而霸占了更多的土地。”毛泽东总结说：“铲地埂不是根本办法，重要的是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从此，毛泽东喜欢上了这位敢想敢说的年轻的区委书记。

　　听完江华的汇报，毛泽东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介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他谆谆告诫江华，我们党在总结经验教训，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同时，也应该防止“左”倾盲动情绪。江华频频地点着头。自从离开衡阳三师投身革命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听人把形势分析得如此具体，把革命的道理讲得这么透彻，因而对毛泽东更加佩服。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要江华先到部队看看，再到茶陵区委去。

　　江华到茶陵县工作不久，1928年6月中旬，蒋介石派出湘赣两省驻军向井冈山发动了大规模的“联合会剿”。6月23日，一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战斗，在前沿阵地龙源口打响，朱毛红军取得龙源口大捷，歼灭敌人2个团，缴获1000多支枪，还击伤了赣敌前线指挥杨如轩。为了巩固战斗成果，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6月底，毛泽东在永新禾川中学（今永新中学）主持召开红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分兵前往边界各地帮助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江华奉命带领茶陵县游击大队到宁冈古城地区帮助农民分田地。

　　根据地的日益发展，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使国民党反动势力越来越惶恐不安。1928年7月，蒋介石又指令湘敌军吴尚率部自酃县向根据地的宁冈进犯，赣军三、六两军则从吉安、安福向永新进军，疯狂地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联合会剿”。红军决定集中兵力先打退进犯湘敌，再对付赣敌。于是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朱德、陈毅率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从莲花直取湘敌巢穴酃县、茶陵，以迫使进犯根据地的湘敌回救；一路由毛泽东率红三十一团，去永新城附近，以麻雀战术打击干扰进逼永新之赣敌，切断湘赣两敌企图会合的通道。12日，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一举攻克酃县。按原定计划，应是乘胜进军攻克茶陵，再粉碎第二次“联合会剿”，而且还可乘机扩大根据地。然而，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攻克酃县之后，随军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机械地执行省委的命令，引导部队进军湘南，而二十九团大都是湘南暴动中的梭镖队员，本来思乡观念就浓烈，经人这么一鼓捣，便都嚷嚷着要“杀回湘南”，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异常着急，写好一封给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的规劝信后，立即通知出生大瑶山、腿杆子跑得快的江华来到他在永新城里的临时办公室。他告诉江华，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现在酃县，这封信你一定要面交朱德、陈毅，要他们按原计划打茶陵，湘南敌人强大，是去不得的。毛泽东还说，你是茶陵特别区委书记，送信劝他们攻打茶陵名正言顺。为了路上安全起见，你最好带上游击大队，最后又再三叮嘱：这信事关紧要，越快越好。江华深知责任重大，拿着毛泽东的信，奉命带领茶陵县游击大队当即从永新出发。从江西永新到湖南酃县有130多里，且小路崎岖，山高水险，江华他们通过一昼夜的急行军，终于在一座大庙里找到了正在召开红军干部会议的朱德和陈毅，赶忙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他们，并口头传达了毛泽东的话。

　　朱德和陈毅见江华长途跋涉赶来送信，知道事情相当重要，赶忙拆开信研究起来。第二天，朱德和陈毅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率领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人马往回走，去攻打茶陵。江华不顾连日的疲劳，也带领游击大队随军前行。然而，部队开到酃县沔渡时，二十九团却不愿过河，而且全撂了枪，声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为了顾全大局，也为了挽救二十九团，朱德、陈毅和二十八团也被迫跟着南下。江华见此情景，对陈毅说，你们要南去，要报告毛泽东。随后，江华又带领游击大队过河回到宁冈砻市。

　　“八月失败”，永新失守，茶陵又为敌占，当时正患疟疾的江华只好暂时离开游击大队，隐蔽在永新西山上的堡垒户家里。9月间，朱德在毛泽东的帮助下，率部从湘南回来，进驻宁冈砻市。有一次开会，他见江华未到，就关切地问起来，得知江华生病住在群众家里，朱德忙派人用担架把他接出来。随后又安排大个子刘汝明护送江华到井冈山红光医院治疗。

　　红光医院是毛泽东亲手创办的一所红军医院。医院筹建时，动员大家捐款，那时还在浆山打游击的江华听到消息，也捐了两角小洋。红光医院分为几个部分，分设在大井、中井、小井几个村子里，江华住在大井医院。10月底的一天早晨，江华刚刚吃过药，医生就来告诉他:“有人看你来了。”随即就听见病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江华抬头一看，惊喜地叫了声:“毛委员！”毛泽东看到江华的病好多了，很高兴，嘱咐他好好休养。“毛委员，您给我的任务没完成好。”江华惭愧地说。江华虽然把毛泽东的信送到了酃县，但他还是感到内疚，因为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毕竟未按毛泽东的意见攻打茶陵回师井冈山，南去的结果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毛泽东安慰他说。临走，他关切地对江华说:“好好地接受医生治疗，病好出院后不用回茶陵县委了，就到前委工作吧。”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不久，江华便康复出院，到前委报到，任秘书。

　　指示建立中共酃县特别区委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要离开酃县水口时，曾写信给中共湘南特委，要求派人来酃县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中共湘南特委接信后，派遣湘南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刘寅生回酃县领导革命斗争。

　　刘寅生与周里（即周礼）同是酃县黄挪潭人，两家相距不过5华里。他回来的时候装扮成商人模样，雇人抬着一乘轿子，以免被水口的熟人发现。回到黄挪潭时，刚好在羊角岭遇上周里。刘寅生将藏在轿杠里的文件取出，即与周里一同到黄元吉家中商量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

　　随后，二人与凉桥临时支部成员深入东、南、西三乡，秘密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指导各地恢复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经过两个多月的发动，全县党组织和农会得以恢复和发展。

　　在西片的枧田洲，刘寅生、周里联系上共产党员、原酃县工运特派员段瑞等人，成立了西区支部，段瑞任书记。在东片的石洲，刘寅生、周里介绍张平化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平化又发展了凌家龙、谢玉富、张拱照、王澄海等一批党员，建立石洲支部，凌家龙任书记。其中王澄海是石洲牛岗人，192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酃县第九支部，后外出参加革命，与家中失去联系。其党员证，现陈列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在南片的水口，刘寅生、周里吸收朱才亮等加入共产党，成立水口支部，朱才亮任书记。在南片的中村，刘寅生、周里介绍周介甫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村支部，何健础任书记。八都坳头支部，邝光前任书记。五都支部，刘寅生任书记。黄挪潭支部，周里任书记。至1928年1月，全县已有10多个党支部，100余名党员，近万名农民协会会员。

　　为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刘寅生决定上井冈山向毛泽东请示，成立中共酃县特别支部。因毛泽东率部外出，未能见上面。刘寅生留下一封信就回酃县了。

　　1928年2月，春节过后，大地开始苏醒，然而天气还是十分寒冷。周里和刘寅生穿着棉袍，带着雨伞踏上去井冈山的旅途。一路上，周里向刘寅生谈起在水口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况，一起商量此去如何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工作。来到下井，第二团党代表何长工接待了他们，他说：“你们来得不巧，前几天，毛委员已带第一团到遂川的黄坳去了，此去有几十里路，你俩今晚就在这里住下。”

　　周里两人心急如焚，拔腿就想走，后来何长工给他们请了一个老百姓带路，当天晚上就赶到了黄坳。

　　毛泽东住在城隍庙的一间小房里，他一见到周里，就起身握着他的手。周里向毛泽东介绍说：“他就是湘南特委派回酃县的刘寅生同志。”接着，毛泽东握着刘寅生的手说：“上次你来井冈山，我带部队走了。你留给我的信，我已经看了，你们的工作开展得不错。”

　　刘寅生说：“我们工作刚刚开始，今天就是来向您汇报请示工作的。”“不要慌，今天你们走累了，就好好睡一觉，有工作明天再谈。”

　　毛泽东说完话，随即叫警卫员提来热水给他们洗脚。两人都是穿的草鞋，双脚沾满了泥土。毛泽东从里面房里拿来两双布鞋，并亲切对他们说：“现在天气还很冷，要多注重身体，不要冻坏了身体。”

　　两人洗完脚换好鞋以后，随毛泽东进到了卧室，卧室里陈设十分简陋，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盏小桐油灯，还有两张床，一张是老百姓睡的木架子床，挂着蚊帐，这是毛泽东睡的。另一张是临时搭成的硬板子床。毛泽东指着那张挂有蚊账的床对刘寅生说：“你就睡这张。”接着又对周里说：“你就要委屈一下，睡这张硬板床了。”

　　睡在床上，他们又谈笑起来。毛泽东问刘寅生：“你多大年纪，什么时候入党的？”

　　刘寅生回答说：“今年24岁，是1924年在湖南三师入党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都很年轻，都有知识，干革命就需要你们这些人。”

　　周里和刘寅生说：“我们没有经验，还得请毛委员多指点、指点。”毛泽东接着说：“实践出真知，你们再干几年，就有经验了。”

　　灯芯烧完了，三人才慢慢入睡。第二天清晨，毛泽东比刘寅生、周里起得早，待他们起来，毛泽东已跑步在小路上。警卫员对他们说：“毛委员一直十分注重身体锻炼。”吃完早饭，刘寅生、周里向毛泽东汇报了酃县工作，毛泽东对刘寅生说：“你回酃县不久，工作干得很不错，发展了党的组织，恢复了农民协会，工作有了很好的基础，可以准备武装暴动了。部队4月间到酃县来，配合你们暴动。”

　　刘寅生说：“目前正是青黄不接时期，可以更大范围地发动农民群众，我们准备三、四月份组织一次暴动，夺取挨户团和土豪劣绅的枪支和粮食。”

　　毛泽东说：“这个计划很好，我们部队准备4月间到你们酃县去，那就把暴动定在四月份，我们可以配合你们一起行动。”

　　接着，两人汇报了准备成立中共酃县特别区委的想法。毛泽东欣然同意，他说：“为了领导好这次暴动，为了更好地开展酃县工作，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成立酃县特别区委，书记由刘寅生担任，组织委员由邝光前担任，宣传委员由周里担任。”

　　临走时，毛泽东赠送100块银元给酃县特别区委作活动经费。

　　刘寅生、周里回县后，立即在黄挪潭下坪刘寅生家里召开了为时7天的党员活动分子会，周里、邝光前、张平化、郭天禄等20余名党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刘寅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选举产生了中共酃县特别区委员会，刘寅生任书记，邝光前任组织部长，周里任宣传委员。

　　在宁冈茅坪指示重建酃县县委

　　毛泽东多次对宛希先讲道：“我们要在湘赣边界创造武装割据，党组织的重建实为头等大事！”1928年3月，湘南特委命令毛泽东率部队去湘南，毛泽东给酃县特别区委写信要求，酃县暴动要提前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酃县暴动如期在3月发动，并取得了胜利。这时，毛泽东也率工农革命军来到酃县中村，并经师委、特别区委联席会议研究，批准成立了中共酃县县委，仍由刘寅生任书记。

　　5月，酃县县委办公地址由中村搬至垅溪段家垅。中旬，由于林立卓叛变革命，带领挨户团包围了县委机关，县委书记刘寅生、委员刘平章壮烈牺牲，周里和黄元吉冲出来时，因周里手中提着一只红色的精致小皮箱，他急中生智，把箱子往田里一扔，敌人以为里面有金银财宝，都跑去抢皮箱，其实里面空空如也。周里和黄元吉才乘机逃上后山，敌人仍然穷追不舍，不断向他们开枪，子弹“噗、噗”地把路上的泥巴打得翻跳起来，还喊“抓活的”。两人一气翻过两座山。黄元吉的鞋了也掉了，喘着气说：“我们最好不要走散了。”他身上还有10块银元，分了5块给周里，怕周里走散了没有钱用。

　　周里左手撑在树上休息，一松手看到树上有血印，这才发现左手受了枪伤，忙用手巾把伤口包好。由于路上留下了血迹，不久敌人又跟踪追来。两人赶快跑下山，隐藏到田垅中一簇茅柴里，后有惊无险地辗转回到黄挪潭。两人后到梨树洲约了刘清黎和一个农会的人，四人带着梭镖，在大院与酃县赤卫大队会合，然后一起来到茅坪。

　　作为县委成员之一，周里在《回忆录》中反思了县委遭受破坏的主观原因：一是受湘南特委要攻占城市的“左”倾思想影响，酃县县委也曾强调做好近城区的工作。南岸段家垅靠近县城，敌人力量较强，群众又还没有发动起来。二是缺乏敌后斗争应有的警惕。林立卓是新入党的富裕中农，没有经过严格审查和斗争考验，县委机关不应设在由他推荐的地点；林立卓叛变后，曾有异常表现，县委成员也注意到了，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立即转移。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敢于面对失败，善于总结经验，周里在残酷的斗争中成长为一名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领导人。

　　周里在南岸脱险后，辗转来到宁冈茅坪，在路上碰见毛泽东，毛泽东带周里到桥边的铺子里坐下。周里向毛泽东汇报了酃县具委机关遭到破坏的情况，请求派干部重建县委。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两个酃县干部，一个李却非，一个黎育教，你要哪一个？”周里：“最好两个都回酃县工作。”毛泽东：“可以，就由你们三人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还说：“为了帮助你们更好地开展工作，跟随工农革命军锻炼的酃县赤卫大队也随你们一道回酃县”。

　　周里到达茅坪的第三天，一个晴朗的日子，毛泽东在谢氏慎公祠召集酃县县委工作人员和县赤卫大队l00多人开大会，由周里担任记录。毛泽东传达了几天前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简要地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形势。他说：“别看国民党一时势力很大，他们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他们在楼上打架，我们在楼下团结一致。他们是压迫剥削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他们到处设关卡，抽捐要税。我们到处打他们的关卡，群众就很欢迎。城市被他们控制，但是，农村是我们的，群众是我们的，我们可以创建根据地。”接着，毛泽东又向大家阐明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深入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等适应对敌斗争的若干政策。毛泽东指示酃县县委：“首先搞好中心区工作，建好党，建好政，搞好武装，进行土地革命，只要群众觉悟起来，就打不进来。有了中心区，再向前发展。环境好，就大踏步前进；环境不好，就稳扎稳打；不要盲目冒进，要波浪式前进，逐步扩大根据地。”毛泽东还说：“干革命要靠工人农民，但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也是不行的。我们在这里开会做记录，就需要他们嘛！我们要团结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来为工农服务。”并指示酃县赤卫大队回去后要帮助酃县县委重建。从茅坪回到酃县的第二天，周里、李却非等在大院东西坑召开了党员大会，正式恢复了中共酃县县委。并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了三个区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很快推动了酃县的工作。

　　指示建立攸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

　　中共湘东特委遭破坏后，攸县划归中共湘赣边特委领导。1928年12月25日，湘赣边界各县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鉴于攸县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的重要位置和攸县党的组织屡遭敌人破坏的情况，会议强调指出“建立攸县的党，是边界党部今后的工作”，“攸县县委应马上建设”。根据这一决议，湘赣边界特委曾多次派人来攸县工作。1929年初，中共莲花县委负责人陈竞进等，再次秘密进入攸县柏市一带活动，与谭继岳取得联系，组建中共凤塔支部，并在铺里、塔院、温水、钟鼓岭等地建立活动据点。尔后，又创建了中共攸县特别支部，在攸、醴、萍边界开展秘密斗争。

　　1930年9月17日在醴陵召开的湘东特委会议上，在听取特委书记张启龙、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的汇报时，得知攸县还没有建立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以下简称“县苏”），毛泽东认为，攸县是湘东腹地，东与赣西萍乡、莲花交界，南可通茶陵、酃县下湘南至广东；北可经醴陵、株洲、浏阳抵长沙，战略地位重要，指示张启龙、袁德生要从已经建立了县委、县苏的县调派得力干部，尽快帮助攸县组建县委、县苏政府，以适应湘东斗争形势需要。

　　会后，张启龙、袁德生、谭思聪等立即研究并同醴陵、浏阳县委负责人协商，决定调醴陵南三区区委书记曾毅之、浏阳县苏政府执行委员杨中尧去攸县负责组建县委、县苏的工作。并调醴陵何铁任攸县独立营营长，漆云任独立营党代表。

　　与此同时，红十二军占领攸县，军政委谭震林召集县城附近的共产党员和工会积极分子开会，传达中央的指示，分析当前的斗争形势，号召大家克服“失败主义”情绪，重新振奋精神，恢复党的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并和大家一起研究建立革命政权事宜，以解决当务之急——“群龙无首”问题。在之后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谭震林郑重宣布；攸县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政权——攸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谭润身、陈向民、周允怀、贺桂林、王招来、胡畏、张克球、周里仁、谢福泰、夏星恒等25名委员组成，指定谭润身（革命烈士谭志道之长兄，大同桥人）任主席，陈向民任秘书，谭震林任名誉委员。鉴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县革命委员会在红十二军的帮助和指导下，组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攸县赤色游击队”，由周里仁任队长，胡畏任政治指导员，以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红十二军给县赤色游击队配备步枪两支，并一批梭镖、大刀等武器。红十二军进入攸县前，国民党攸县县党部、攸县政府，以及县挨户团、铲共义勇队等反动武装均先后撤离县城和县境，逃至衡山、安仁县去了。

　　红十二军进城后，为了镇压反革命，为革命烈士报仇，摸清情况后于第四天，逮捕了向反动派多次告密并杀害吴桂林等革命干部的歹徒尹明德、胡仲芬两人。公开处决于老衙坪示众，并张贴布告明示：“为保卫革命利益，特予严惩，以儆效尤。”红十二军撤离攸县途中，行至银坑时，革命群众自发地将出卖余来等三位领导人的叛徒傅继七捉住，交给部队，坚决要求予以处决。红十二军为民除了害，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动势力的威风。

　　1930年10月，中共攸县县委成立时，全县仅有党支部17个，党员130多名。到1932年9月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时统计，全县有党支部37个，党员463名。两年时间内，支部和党员数增加两倍多，这是组织发展的旺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