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珍

　　湖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源地和早期重要实践地。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湖南的早期革命实践，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向前发展。

　　一、扎根湖湘文化土壤，毛泽东等在湖南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题

　　纵观党的百年历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注重用中国思想、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革命、建设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毛泽东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熏陶。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主讲哲学和伦理修身课，“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王船山学说亦间取之”。他在其日记、文章和自编的教材中，极为推崇王船山、魏源、谭嗣同等湖湘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一师时期，毛泽东在他的引导下开始阅读包括《船山遗书》《仁学》等在内的湖湘文化的代表性著作，深受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毛泽东将湖湘文化的一些重要内容改造和转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资源，转化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内容。毛泽东曾寄读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成为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和有重要影响的地方。辛亥革命后，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题写为校训。该校建于岳麓书院旧址，青年毛泽东授业于杨昌济时曾两度寄读于此，深受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影响。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吸取了实事求是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精华，并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加以概括，从而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并将“实事求是”定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一个成语、两个校训也传为美谈。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无论是作为考据学的命题还是作为湖湘文化的思想命题，以其原有的形式和内容，是很难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的。但经过毛泽东的改造，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成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湖湘文化中的道德修身传统和“民胞物与”精神，本质上也很难成为现代性社会的重要思想。但毛泽东将其改造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却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永远不变的宗旨。再比如说湖湘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传统，无论是在王船山那里，还是在谭嗣同那里，都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性质。但毛泽东将这种民族主义传统改造成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宝贵精神资源。如此等等。

　　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何叔衡等于1921年8月在长沙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

　　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说：“‘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这决非一个偶然的枝节问题，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形成的中国革命的象征。因为‘自修大学’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像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许多未来的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基础。”施拉姆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备课时研读过《船山遗书》。由于手头该书不齐全，还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徐特立，请求帮忙设法补齐所缺各册。

　　湖南自修大学创办的校刊《新时代》登载了不少关于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文章，如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和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李达还提出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题，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设准备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李达主要是通过用中国语言、中国人熟悉的表达方式与风格来表达，用通俗易懂的文风、自己的理解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

　　二、立足湖南放眼全国，毛泽东领导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时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

　　在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时，毛泽东等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必须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行动指南、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党的团结统一和党内斗争等观点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阶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必须以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并且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党的团结统一，同时又指出党的团结是有原则的，是在共同阶级利益基础上的团结，绝不能丢掉党的基本原则，拿原则作交易。要坚持有原则的团结，就要通过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来解决党内的矛盾。“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毛泽东、蔡和森等在同中国共产党最著名的创始人“南陈北李”的交往中，通过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形成了建党理论，开拓了建党实践。蔡和森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概念，毛泽东第一个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们一道提出“须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的建党主张，强调这个党要以共产主义为政治基础，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以民众大联合的中坚力量——无产者为阶级基础，以“真同志”为组织基础。他们认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什么理论、什么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没有一种“运动”的继起，这种理论要达到的目的，是不能实现的。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从第二期起连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阐发“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观点，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就是依靠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取得胜利的，“我们应该起而仿效”。

　　毛泽东、蔡和森等主张建党的政治基础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罗素、杜威、张东荪、杨端六、吴稚晖、张溥泉等国内外著名学者，讲演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鼓吹共产主义只适宜工业国，不适宜农业国，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发展教育，开发实业。蔡和森强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等复信，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罗素等人的观点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对蔡和森关于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意见，表示“深切的赞同”。他批判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工团主义，指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他们主张建党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蔡和森给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的信中，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

　　毛泽东、蔡和森等重视发展党员的质量和组织的纯洁性。强调要建好党，就要物色好建党对象。毛泽东说：“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总要有“真同志就好。”一直强调“注意找真同志”、“多找真同志”，“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注意潜在切实，秘密从事”，培养“潜在切实”、“不出风头”的态度，“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他们开创了党内批评的先河。1921年1月6日、1月28日，毛泽东两次致信早期共产党员彭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阐明共产党人能够开展批评的理论基础是共同的信仰：“吾人唯有主义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带头树立良好的党内风气。

　　正如李维汉说：“当时，在我们同辈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在党的创建时期，毛泽东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很重视对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实际斗争相结合，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毛泽东参与创建并在后来长期领导中国共产党，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最突出的贡献之一。

　　三、注重启发阶级觉悟，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与湖南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湖南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是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的。在全国范围内，湖南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马克思主义者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省份。文化书社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20年8月2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楚怡小学创办。毛泽东、易礼容、彭璜等人是文化书社的发起人。书社的宗旨是“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国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解决湖南青年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饥荒”。1922年，文化书社图书销售200多种，杂志60多种，报纸近10种，销售的书籍全部为当时国内外最先进的书籍。《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新俄国之研究》等马列主义著作均在销售书籍之列。文化书社不仅在长沙设有7个书报销售部，而且在平江、浏阳、武冈、宝庆（今邵阳）衡阳、宁乡、溆浦等地都设有分社。衡阳三师学生贺恕、黄静源、唐鉴、彭彰达，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夏明翰等都深受书社影响，走上革命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率领湖南学生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于5月28日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联机关刊《湘江评论》创刊，立即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一面旗帜。《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办刊宗旨，对国内外革命新形势进行报道和评论，热情讴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落后思想。毛泽东亲自担任《湘江评论》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和发行人。《湘江评论》被公认为五四时期最出色的革命刊物之一，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湘籍建党先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李达曾以犀利的笔调、严密的结构、充分的说理阐明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他们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乃至全国范围内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所做的大量工作，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并取得胜利。1920年8月，毛泽东、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月，毛泽东、彭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11月21日，在毛泽东等人帮助下，黄爱、庞人铨组织湖南劳工会。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湖南工人运动相结合，毛泽东等深入工厂调查，开展工人教育、平民教育，从政治上发动组织工人、市民，酝酿组织湖南自治运动。经过严酷政治现实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锻炼，湖南大批先进分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条件。

　　1921年10月10日，又称双十节，毛泽东主持建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并任书记。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深入工矿调查研究，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先后建立了湘区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中共安源支部，以及中共长沙、衡阳支部，至1922年5月，有党员30余人，人数居全国第3位，按照中央规定，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简称湘区委)，毛泽东任书记。1923年4月，毛泽东调党中央工作，李维汉接任书记。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从湖南实际出发，全力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11月组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作为公开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机构。1922年9月起，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人力、织造、泥木、理发、笔业及水口山矿等工人罢工相继爆发，掀起了湘区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9月14日，由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发动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全胜的工人斗争，产生了全国性影响。11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毛泽东任总干事，郭亮任副总干事，领导了24个工团，4万会员。1923年春全国工运转入低潮后，湖南工人运动仍在向前发展，并与反帝反军阀斗争以及农民运动结合，显示出工运发展的新趋势。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四、指导湖南农民运动，毛泽东发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孕育阶段富有特色的奠基之作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进行了理论思考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些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1926年11月，毛泽东就任中央农委书记。他高度关注土地和武装、农民和农运问题，针对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非议，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对湖南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700公里的考察。同年2月中旬，在武昌都府堤撰写完成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农运“好得很”的事实，驳斥了“糟得很”的非议，明确提出依靠农民同盟进行革命的主张。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孕育阶段富有特色的奠基之作。在动机上，《报告》意在为农民运动辩诬，捍卫其正义性。２0世纪５0年代初，毛泽东在领衔编辑自己的文集时，专门为《报告》补写了一段两百多字的题注。题注表明，《报告》写作的主要目的与动机，是为了答复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大张旗鼓地捍卫农民运动的正义性，从而使国民革命建立在可靠的理论根基之上；在创作上，《报告》源于作者对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本质联系的深入认识和他较早领导农民运动的具体实践。《报告》的个性化创作，同时也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社会性活动，同社会历史演化的主要线索紧密相关，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历史的逻辑显示，重视农民（连带农业、农村）问题有着极其广阔的时空维度。毛泽东考察农民运动并撰写《报告》，既是听从社会历史基本规律的深沉召唤，也是顺应国民革命客观环境的迫切要求；在文本上，《报告》其塔式结构与丰富内容相统一，使理论阐发既有美感又有力度。从总体上看，《报告》呈现出一个不太规则却相当稳固的塔式结构：第一节为塔顶，第二至七节为塔干，第八节为塔座。各节在篇幅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第六节不足400字，仅占全文（正文约17000字）的2.3％。第七节超过2000字，约占全文的13.76％。第八节超过11000字，约占全文的67.12％。可以想见，托起庞大底座的是来自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丰富材料，是来自无数农民的革命实践本身；在思想上，《报告》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与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实际结合起来，为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27年５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对这篇“文字精练，耐人寻味”的文章给予非同寻常的关注和高度赞赏的评价。表明《报告》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的过程中具有相当突出的历史地位。

　　正是基于实地农村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农民是“革命先锋”。在《报告》精神鼓舞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到1927年5月，湖南75县有65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600万人，占全国同期会员的60%，直接领导群众1000多万人，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以上，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

　　五、实施三次战略转兵，毛泽东在领导开创践行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一贯重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从实际而不是本本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分析国情、世情，科学认识中国革命形势，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事关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战略策略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得出科学结论，走出了一条创建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

　　在开辟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在湖南实施了三次具有关键意义的战略转兵。1927年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的文家市转兵，是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勇创新路，毅然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作出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正确决策，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成为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撤出长沙之围后作出的“东进赣西，攻打吉安”的株洲转兵，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红军二打长沙久攻不克时，从实际出发主动撤出战斗、安全转移部队的明智之举，证明在当时条件下实行全国总暴动、攻打大城市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为后来帮助干部战士认清和消除“左”倾盲动错误的危害起到了积极作用。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的通道转兵是红军长征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湘江战役后，残存的3万多红军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而另一方面，红军又不得不遵从共产国际不容置疑的指示。毛泽东以其睿智的军事洞察力，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天才的行事风格挑战权威，争取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在紧急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力挽狂澜，从而使红军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风雨飘摇中，毛泽东带领红军走出了困境，找准了“通道”，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序幕。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复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都告诉我们：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要求进行创新。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征程也永无止境。”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感悟真理的力量，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我们的前行之路，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不渝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就。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