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荣

　　毛泽东早期党建思想是在他的早期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这一形成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之先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时期已经深刻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俄国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十月革命后，毛泽东在广泛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并开始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特别是1919年12月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有机会进一步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这期间，他同李大钊、邓中夏等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有密切的联系。他尽力搜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有关书籍，潜心研究，深入地探索着各种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深深感到，“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从这时起，毛泽东已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个重大转折和伟大起点。这为后来他的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其理论基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民学会在湖南以及法国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建党建团事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等在1918年4月组织成立的新民学会，作为当时最进步的革命团体，从其学会方针、参加人员、开展的活动和取得的成效看，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前的铺垫和预演。新民学会中的核心成员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创办了文化书社，筹组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领导湖南学生寻找革命真理，联合各界人士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煅造出一批杰出的领袖人物和革命骨干。毛泽东称新民学会“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被誉为“建党先声”。中共一大后，学会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自动停止了活动。

　　毛泽东、蔡和森在建党大业中体现出来的理论建树与实践贡献，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相互辉映。1920年7月6日至10日，新民学会在法会员在蒙达尔纪的杜吉公园召开会议，蔡和森明确提出主张组织中国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与主张无政府主义和“温和革命”的会员展开了讨论，使许多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8月，在法国的蔡和森与在国内的毛泽东通信，阐述了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思想。9月16日，在给毛泽东的长信中，蔡和森阐述成立共产党之必要，发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呐喊，并就建党原则、步骤等提出意见和设想。毛泽东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路径渐渐清晰；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而奔波。

　　二、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已经深刻认识到发展党的组织和党员的重要性

　　毛泽东先是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作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后备军。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了上海、北京两地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立即着手在湖南创建团组织。在长沙他先从第一师范、湖南自修大学、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在校师生中物色对象。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发展了何叔衡、郭亮、肖述凡、夏曦、陈子博、彭平之、刘少奇、柳直荀、张文亮等一批先进青年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毛泽东还组织过一种名为星期同乐会的活动，大家在长沙近郊风景名胜处聚会，谈古论今，不仅愉悦了身心，更重要的是交流、深化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夯实了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

　　在筹组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时，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党员的质量。他提出了“联络真同志为建党对象”的思想，最早提出了发展党员工作的标准是“真同志”。毛泽东说：“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总要有“真同志就好。”多次强调“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注意潜在切实，秘密从事”，培养“潜在切实”、“不出风头”的态度，“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为了要找“真同志”，毛泽东在起草新民学会会章时，对入会同志提出了很严格的条件。毛泽东在筹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既积极又慎重地联络“真同志”为建团建党对象。他多次指出“要寻觅真同志”，“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这个思想对于严格入党条件，严防投机分子混入，保持党的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早期党组织和党员的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上海、北京早期党组织的支持、帮助下，1920年11月，毛泽东领导创建的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等人，其主要成员是新民学会中的一些坚信马克思主义，愿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分子。1921年7月，他与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成立大会。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将积极、慎重发展党员，筹建中共湖南支部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921年10月，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党员已达10人，建立中共湖南支部的条件成熟。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正式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省级支部之一。1922年5月，按照中共中央局的指示，毛泽东创建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湘区委），1925年11月结束，历时三年半。毛泽东等租用了长沙市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一处平房，作为中共湖南支部和中共湘区委的秘密活动地点。清水塘在城郊，比较偏僻，附近多为菜农，毛泽东就是在这里领导、发展湖南早期党组织和党员的。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中共党员的数量为195人，而湖南的中共党员有30多人，占比达到近六分之一。受到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

　　三、在早期工人运动时期已经深刻认识到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性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把发展党组织和党员的重点放在工人集中的地方。毛泽东领导中共湘区委重点在长沙、安源、衡阳、水口山、株洲、岳州等地发展党组织。他先后委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郭亮、陈子博、易礼容、罗学瓒等共产党员赶赴安源、粤汉路新河车站、岳州车站、常宁水口山铅锌矿、长沙泥木、缝纫、理发、笔业、铅印活版、人力车行业中办夜校，发展党组织和党员。1922年2月，李立三在安源建立中共安源路矿支部，这是中国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

　　在粤汉铁路长沙新河车站成立了党支部，李涤生担任书记。同年夏，郭亮在粤汉路岳州车站建立岳州党小组，陆汉湖为组长。11月，在常宁水口山铅锌矿，蒋先云等建立党支部。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中共湘区委在长沙的缝纫、铅印活版、人力车、湖南第一纱厂和铜官陶业等处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长沙缝纫工人支部书记张汉藩，铅印活版工人支部书记谭影竹，人力车工人支部书记谭汉镇，湖南第一纱厂支部书记萧石月，铜官陶业工人支部书记刘汉之。至1923年11月，中共湘区委辖有长沙、安源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16个支部，3个小组，党员已达188人。其中安源60人，长沙89人，工人出身的党员大量增加。中共中央多次表彰安源党组织“现状颇好”，安源列为全党少数几个重点工作区域之一，并派驻中央委员朱少连。

　　在工人罢工斗争中，毛泽东强调党组织和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1922年9月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罢工前，毛泽东到安源召开了党支部会议，指出要加强党支部对罢工运动的领导，要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要采取“哀而动人”的策略，作“义无反顾”的斗争。罢工中，在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共安源路矿支部的党员发动工人、组织工人，并人人冲锋在前，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1922年12月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在毛泽东指导下，蒋先云、唐朝英等共产党员来到水口山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办了工人识字班和工人夜校，建立党支部。在罢工斗争中，党支部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把湘区工人运动推向高潮。此外，同年在湖南长沙等地爆发的工人罢工斗争中，其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很好地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按照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委的指示，吸收在罢工斗争中起了带头表率作用的工人等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在安源，在罢工斗争中吸收了刘昌炎、周怀德、谢怀德、赵国城、袁德生、杨庆兴、宁迪卿（后叛变）等入党。在粤汉铁路长沙新河车站，罢工胜利后吸收了几名工人入党。在常宁水口山，经历罢工斗争考验后，工人刘东轩、罗同锡、宋乔生等10人加入共产党。在长沙，经过罢工斗争的历练，工人朱有富、仇寿松、杨福涛等加入党组织。当时，吸收党员的标准很高，每个申请入党的人，都必须承认阶级斗争，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无条件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严守党的机密。最初没有入党誓词，也没有举行宣誓仪式。后来将这些入党条件概括为《入党誓词》：“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已经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重要性

　　毛泽东主张共产党要大力推动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1923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广州，就是来参加中共三大。据中共三大代表、当时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的徐梅坤生前回忆，“毛泽东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坚决主张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态度是严肃的，斗争最激烈时，毛泽东还站起来发言。”中共三大是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允许争论。最终，大会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同时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毛泽东主张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是他的民众大联合思想。“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是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的坚定回答。接着，毛泽东又发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湘江评论》第二、第三、第四期。国共合作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主题就是大团结大联合。《民众的大联合》可谓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开篇之作，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源头之所在。

　　毛泽东亲自指导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在中共三大上，设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是中央局，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5人组成，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之所以脱颖而出，主要是他领导的湖南党建工作成绩出色。至党的三大时，仅当时安源党员就达200余人，团员433人，党员人数占全国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1923年9月，毛泽东回到湖南，亲自指导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分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支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毛泽东强调要发挥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在湖南的国共关系中，共产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毛泽东回到湖南后，指导中共湘区委，使湘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建立国民党市、县党部，发展国民党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大家运用广泛宣传、深入发动、秘密串连、逐个考察的方法吸收国民党党员，条件一旦成熟就建立基层国民党组织。在国民党各县党部中，筹备人、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国民党左派的有长沙、宁乡、湘潭、水口山、衡山、祁阳、醴陵、攸县、酃县、茶陵、岳阳、湘阴、平江、华容、临湘、益阳、南县、沅江、安化、古丈、泸溪、大庸、凤凰、永绥、乾城、道县、蓝山、永明、湘乡、永兴、资兴、宜章、郴县、临武、宝庆、麻阳、洪江、溆浦、芷江、桃源、汉寿、临澧、常德、澧县、安乡、石门、慈利等。1925年5月25日至6月1日，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召集各地代表，在长沙秘密举行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会上成立国民党湖南省执行委员会（省党部），选举的10名执行委员、3名监察委员，其中除李荣植、罗宗翰、邱维震三人为国民党左派外，其余均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占总数的77%。这表明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在湖南的实现，扩大了革命联合战线，为湖南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政治基础。1925年11月，依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湘区委改称中国共产党湖南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湖南区委），补充了部分领导成员。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中共湘区委、湖南区委重点在组织、政治方面凸显了领导作用。

　　五、在农民运动时期已经深刻认识到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性

　　毛泽东领导中共湘区委在农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2年冬，在李六如引荐下，毛泽东约请平江县鞋匠陈弗章、农民余贲民到长沙清水塘会谈，了解平江社会情况和他们在平江县工会、农会的工作情形，并介绍两人入党，在平江建立党小组，书记为陈弗章，后来党员发展到40多人，遂成立中共平江地方执行委员会。1923年6月，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生、共产党员黄益善等回到家乡嘉禾县，组织成立中共嘉禾小组，组长黄益善。至1925年11月前，中共湘区委下辖中共长沙、湘南两个特委，安源、耒阳、平江、衡阳、宜章、醴陵等6个地方执委，湘区委第三特支、嘉禾县、醴陵县、麻阳县、浏阳县、浏阳北盛仓、武冈思思学校、银田、南县、郴县、常德、湘潭城区、韶山、锡矿山等14个特支，益阳兰溪乡金家堤、株洲八叠乡、耒阳、临澧、溆浦、宁乡等6个支部，湖南的党员人数突破700人，其中农民身份的党员有很大一部分。

　　毛泽东创建的中共韶山支部成为了革命斗争中的战斗堡垒。1925年6月的一个夏夜，毛泽东在韶山冲自家的阁楼上主持了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4人的入党仪式，并宣布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书记，秘密代号“庞德甫”。这是毛泽东在农村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从此韶山农民有了主心骨，农民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在韶山燎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韶山支部很快成为领导韶山农民运动的战斗堡垒，焕发出巨大的革命能量。在韶山开展了平粜、阻禁谷米出境和夺取乡村教育权等斗争，使韶山成为全省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1925年8月，毛泽东离开韶山后，中共韶山支部领导韶山人民继续开展的革命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并迅速辐射到邻近县市及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到1925年底，中共韶山支部的党员发展到110多人，建立了7个支部，支部随之升格为中共韶山总支。1927年马日事变后，韶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中共韶山支部最早的5位成员，后来都先后惨遭国民党杀害，他们因坚定与勇敢被后人誉为“韶山五杰”。

　　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性。毛泽东曾回忆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当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必须加速党的建设。毛泽东在总结了全国各地农民运动特别是衡阳农民运动失败的教训后，进一步认识到及时在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性。所以，他在建立秘密农民协会与公开的雪耻会过程中，加大了在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提出了党的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党的阶级基础、党的性质等，并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并主张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农民运动，必须解决非常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必须在农村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并使党组织在农村大革命中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六、在秋收起义前后已经深刻认识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由当时的现状所决定的。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论断，但“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

　　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90%以上。红军建立初期，广大官兵主要来源于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因此不可避免地会给红军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如果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果不能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军队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的。同时还要看到，在阶级社会中，军队的性质是可以改变的，要保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永不改变，要保证军队始终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牢牢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对其实施绝对领导。

　　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认识到了用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军队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紧迫性，为把秋收起义保留下来的革命武装改造成党绝对领导的、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在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途中，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的最大成果是在部队中健全了党的组织，第一次实行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并明确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特别是“支部建在连上”，使党在部队中形成了完整的、能直达最基层最前沿的组织系统。作为当时最早的一批连党代表，罗荣桓后来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用民主集中制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进行三湾改编时，为清除从旧军队中沿袭下来的腐败制度和一切不良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决定在连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又是党的助手，有权监督各级军官，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种组织形式，对改造军队起了积极作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实行经济公开、由士兵管理伙食、官兵待遇平等。这进一步改善和密切了官兵关系。可以说当时以组织士兵委员会的形式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是红军的一大创举，也是红军区别于白军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对于健全军队民主，反对军阀残余，克服官僚主义，破除雇佣思想，密切党与士兵群众的联系，团结广大士兵群众，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到了积极作用。

　　七、在井冈山时期已经深刻认识到军队党的建设与地方党的建设一体化推进的重要性

　　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能够坚持下来，并最终由星星之火燎原到全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将军队党的建设与地方党的建设一体化推进。

　　一体化推进军队与地方的党的组织建设，既注重党员数量，更重视党员质量。1928年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党的各项工作，制定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策，通过了党的政治纪律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会后，党的组织进入“大发展时期”，根据地“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但毛泽东意识到，“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为此，毛泽东和特委毅然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洗党”的重点在永新、宁冈两县，为此，“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九月洗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通过“洗党”，虽然党员数量由1万多人下降到5000多人，但党的战斗力反而提高了。1928年11月，根据中央6月来信指示精神，再次重新组建了中共红四军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军委。前委的重新组建，使根据地内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有力地加强了对边界党和红军的集中领导。

　　一体化推进军队与地方的党的思想建设，既抓思想教育，更抓理论创新。这一时期，为了提高党团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在边界地方和军队中举办了党团训练班。毛泽东亲自组建红军教导队，给红军上政治课。在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的改造中，他经常抽出时间给战士们上课，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任务。这种教育，以后逐步发展为三大任务的教育、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教育、官兵平等的教育、优待俘虏的教育等等。那时条件虽然艰苦，但思想教育还是比较健全的，党的组织对党员进行各种教育，党员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部队中士兵委员会对广大士兵进行教育。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系统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坚定了边界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信心，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和克服了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种理论创新，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体化推进军队与地方的党的作风建设，既严于律己，又联系群众。官兵平等是井冈山时期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官兵吃一样的伙食、穿同样的衣服等等。那时的党员能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领导能率先垂范、吃苦在前。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经常参加运粮，留下了“毛委员背粮过黄洋界”和“朱德的扁担”等动人的故事。陈正人后来总结说，井冈山的胜利，“一条靠艰苦奋斗的思想，一条靠上下一致、同甘共苦”。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井冈山时期，他一边指挥打仗，一边调查研究，广泛地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等状况。密切联系群众是根据地党的作风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井冈山斗争的岁月里，党和红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关心群众、依靠群众，与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之情。

　　八、在赣南闽西时期已经深刻认识到全面系统总结党的建设经验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这里曾打算总结过去的党建经验。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游击赣南、闽西后，在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上，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极端民主化和组织纪律涣散等不良倾向也开始蔓延。同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解决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他的正确思想未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由于认识不一致，大会未获结果。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此前，周恩来已经代中央起草一封给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并经周恩来审定，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了明确结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建设基本原则，要求中共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全面系统总结党的建设经验。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等120多人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决议》再次明确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的党建原则；提出了纯洁党的组织、保证党员质量的入党五个条件；强调了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会议充分讨论发扬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形成决议后必须坚决执行等民主集中制主要内容；提出了注重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研究，加强党员的政治理论培训，提高党员政治理论素养的重要性和主要方式；明确要求严格党和军队的政治纪律，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决议》将我们党在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斗争以来积累的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宝贵经验进行了归纳梳理，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一系列原则，并使之更加系统化，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军队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成为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毛泽东早期党建思想的初步形成。

　　总之，毛泽东通过早期革命实践而形成的党建思想，不仅具有充实的内容，更具有鲜明的特色，认真学习弘扬毛泽东早期党建思想的精髓，对于加强新时代党的各项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实施“强省会”战略、县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