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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吉林人民战胜鼠疫斗争对今天的借鉴和启示

2020-01-31 09:17:28       来源: 株洲史志网—中共株洲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1947年5月中旬,在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之时,东北解放区的辽吉根据地却爆发了烈性传染病——鼠疫。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其危害程度要比2003年的“非典”、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要严重得多。但是,疫区的广大人民在中共辽吉省委、辽北省政府和辽吉军区的领导下,勇敢面对,相信科学,奋力扑救,最终战胜了鼠疫,给今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鼠疫的严重危害
       鼠疫的发生地——辽吉根据地,包括今天的辽宁、吉林、内蒙古各一部分,位于嫩江、松花江、拉林河以南、沈锦铁路以北和沈长铁路西侧,南为医巫闾山,西北临科尔沁草原,中部为松辽平原腹地,即现在吉林省的白城地区、松原地区全部和四平地区的部分市县,辽宁省康平、彰武、阜新地区,内蒙古通辽、奈曼旗等地区。最高党政军机构是以陶铸为书记的中共辽吉省委、以阎宝航为主席的辽北省政府和以邓华为司令员的辽吉军区。
       最早发现鼠疫的是鲁北(今内蒙古扎鲁特旗)三区五道井子村,时间是1947年5月15日。起初,人们发现大街上、院子里到处都是死鼠,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久鼠疫即蔓延到人间,到6月中旬已有10人死亡。7月中旬在洮北(今白城市洮北区)、大赉(今大安市东部)两县发现鼠疫,到8月中旬,鼠疫已蔓延到洮安(今洮南市东部)、开通(今通榆县)、开鲁等6县,死亡520多人。9月末,鼠疫进一步蔓延到通辽、东科中旗(今科尔沁左翼中旗)、东科后旗(今科尔沁左翼后旗)、前郭、乾安、长岭、双辽、四平等20多个县(旗),范围几乎涉及整个辽吉地区。其中通辽县的疫情最为严重,共有城区和180个村屯发生了鼠疫。当时的通辽县是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大县,仅县城人口就有4万多。通辽又是大虎山至郑家屯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车站,是内蒙古东部草原上的货物集散地,刚刚被我军收复,担负着军需物资的转运任务,物流、人流比较集中,因而患者也多,死亡率高,疫情十分严重。在城区,8月份平均每天死亡100多人,最多时每天死亡160人。在7-9月的三个月里,整个城区死亡4300人,平均每8人死1人,其中死绝88户,有一户铁匠全家11口,无一幸免。大林村在7月初的几天内就死100多人。钱家店在7月份有鼠疫患者681人,死亡569人。大德泉孔家窝铺村在8月份有鼠疫患者134人,死亡79人。到1947年末,疫情结束时,整个通辽县死亡11777人。
        除通辽外,乾安、洮安等县的疫情也很重。乾安县城周围的10个村中就有9个村发现鼠疫,每天都有十数人死亡,总计死亡1714人,占全县人口的4%,洮安县流行肺鼠疫时,死亡率高达90%。有个叫太平屯的小村,全屯只有9户人家,却死亡了24人!幸存者后来都迁往外地,昔日的太平屯变成了一处废墟。当时的情景非常悲惨,有人形容说:“先死的人,有人哭有人抬;中间死的人,有人哭没人抬;后边死的人,无人哭无人抬。”仅半年时间,整个辽吉地区就有2余万人被鼠疫夺去了生命!
迅速扩散的原因
       这次鼠疫大规模爆发,除疫病本身具有极强烈的传染性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防治技术落后。用于防疫的药物、器材等医疗用品极度缺乏,患者口服的药物只有少量磺胺。消毒灭菌的有效药物——石碳酸数量极少,只限在医院、隔离所使用,其它地方只能洒石灰水消毒。消毒器材也十分缺乏,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只好用笤帚头、刷帚头掸。注射用的疫苗不仅数量不足,质量也不过关,这样的医疗卫生条件显然不足以应付烈性鼠疫。
       (二)广大农民缺乏防疫知识。如前所述,在鼠疫流行前,人们曾发现到处是死鼠,但未能引起人们注意,还把死鼠乱扔,通辽的一位教师意识到这是鼠疫流行前兆,劝村民们把死鼠焚烧掩埋,人们置之不理,结果使鼠疫殃及人类自身。鼠疫的一种——腺型鼠疫,是由跳蚤作传播媒介的。当时的生活环境差,卫生状况恶劣,污水遍地,粪便满街,蚊蝇跳蚤滋生,这为鼠疫传播提供了方便条件。
       (三)农民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同时对防疫注射、隔离治疗有恐惧心理,不配合防疫队的工作,致使鼠疫扩散流行。当时许多人认为鼠疫不是由老鼠传染的,而是瘟神下界作怪,大搞迷信活动。在白城市的青山区八家子屯,几乎每户人家的门上都贴一黄纸,画一葫芦,上书“瘟神老爷本姓雷,见了葫芦就请回。”通辽县大林区一棵树屯发生鼠疫后,3天内死了10多人,经防疫队隔离治疗后,已见成效,但迷信的村民决定请戏班子唱三天皮影戏,以送瘟神,结果不仅没送走瘟神,反而为鼠疫蔓延创造了条件。头一天,几百人挤着看戏,次日就病倒上百人,第三天已有100多人死亡,戏班也被吓跑,还把鼠疫带到外屯。
        此外当时的人们对防疫工作不了解,惧怕隔离治疗,拒绝预防注射,结果延误了治疗,致使鼠疫呈“燎原”之势。
        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鼠疫发生后,迅速扩散至20多个旗县,对几百万辽吉人民的生命构成了巨大威胁,继续发展下去,势必影响到辽吉根据地的巩固以至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
战胜鼠疫的政治措施和科学方法
       疫情发生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和西满分局高度重视,责成辽吉省委、辽北省政府和辽吉军区,动员一切人力物力,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战胜鼠疫,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于是,辽吉省委和辽北省政府领导辽吉人民开展了一场防疫保命运动。
       1947年7月29日,辽北省政府主席阎宝航和副主席朱其文联合署名发出紧急防疫命令:
       (1)要求各县委凡是未成立卫生防疫委员会的,接到命令后火速成立,已成立的地方,由县长或副县长亲自担任主任委员;
       (2)全省成立4支医疗队,由省防疫委员会统一指挥,迅速奔赴疫区。8月末9月初,以陶铸为书记的中共辽吉省委,果断地发出“党政军民动员起来,防疫灭疫抢救生命”的紧急号召,要求辽吉党委本着对人民及革命负责的精神,把防疫工作作为中心来抓,全力投入防疫灭疫工作。当时采取的具体措施有:
       (一)以预防为主,在城乡居民中普遍进行鼠疫疫苗注射。因鼠疫病发病急,病程短,死亡率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很难治愈,而注射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办法。辽吉省委派出了几百人的防疫队分赴各地,为居民注射。针对当时一些群众拒绝注射的情况,省委规定,当劝导无效时,即采取强迫注射的办法,并发注射证,无证者严禁出入。
       (二)对疫区实行封锁,对患者实行隔离。当时,白城—阿尔山、白城—前郭、白城—四平等几条铁路线都已停止客运。在疫区的县与县、区与区、村与村之间也实行隔离封锁,禁止任何人通过。在交通要道挖封锁沟,宽6尺余,深达5尺,以不能通过行人和车辆为限。各县都把18-45岁的男子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站岗放哨。在各疫区普遍设立隔离所,对患者实行隔离治疗,并禁止家属陪住以防传染。
       (三)捕鼠灭蚤,深埋尸体,消灭传染源。针对鼠疫的传染源是老鼠和跳蚤,辽吉省委号召人们大力捕鼠灭蚤,开展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卫生运动。9月19日,省委规定:9月21-25日为全省灭鼠运动周。为鼓励灭鼠,省委规定:各机关部队灭鼠要严格登记,各地可酌情奖励。此后,群众和机关部队想方设法捕杀老鼠,如投毒饵、翻柴垛、堵鼠洞等,到1947年冬已取得灭鼠800万只的成绩。捕杀的老鼠严禁乱抛,经焚烧后深埋地下。同时省委发动群众打扫室内外卫生,对衣物、被服、房屋用666粉灭蚤,以防跳蚤滋生。对鼠疫病的尸体重新处理,仅在通辽县城区周围就翻出了鼠疫病尸体5000多具,经过消毒、焚烧后,埋入7尺深的地下,这就有效地消灭了病原体。
       (四)实行疫情报告制度,努力做到早期报告、早期治疗、早期隔离,以防蔓延。9月25日,辽北省政府、省防疫委员会发布1号命令:各县须将疫情在每天下午向省政府报告一次,使用火车站、电报局的长途电话,疫情优先,并设立了专用防疫电报线。东北邮电总局为加强防疫工作,9月27日通知各局,凡属各级防疫委员会与各地关于防疫事项之电报或长途电话一律免费。洮北县防疫委员会还制定了奖惩办法。得病或死亡之后3小时不报告,防疫组长记大过一次,患者家属罚金5000元,困难者罚苦工3天;死后6小时不报告,组长撤职,判罚徒刑1个月;死后一天不报告,组长撤职,判徒刑3个月。对防疫人员的最高奖励是记大功一次,奖粮一石。这些措施对及时发现疫情、了解疫情,防止蔓延起了很大作用。
       (五)针对群众中存在的缺乏防疫知识、迷信思想严重的情况,辽吉省委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活动。各县组织中小学教师、学生向农民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和防疫工作的重要意义,组织人员编写通俗易懂的文章、诗歌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1947年5月21日的《胜利报》刊登了一首防疫歌:
告老乡,劝同胞,
卫生防疫最重要,
事先准备好,
莫等得病再治疗,
迷信思想快去掉,
烧香许愿跳大神,
这些都是瞎胡闹……
         各县还特别发动妇女破除迷信,积极参加防疫灭疫工作。不少疫区的妇女儿童主动参加站岗放哨、检查行人。
        (六)积极搞好治疗工作,尽一切努力抢救鼠疫患者的生命。改变在鼠疫流行初期单纯给患者口服磺胺的办法,在口服磺胺同时,注射美兰和抗鼠疫血清。对局部肿腺,采用0.2%雷弗诺尔冷敷,以消灭促进吸收的办法治疗;效果不好的则施以外科手术,摘除肿腺。省委还号召用中医中药治疗鼠疫。开通县的王化东、王雪航、解壁清、张鹤航等四位中医,研制出了清瘟避疫散、全治丸、消核丸、麝香丸等中药,到1947年10月8日为止,已治愈鼠疫患者11名。由于中西医的共同努力,治愈的人越来越多,死亡率由原来的80%以上,下降到37%。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辽吉根据地的疫情得到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高度关注,及时派出人力物力支援辽吉地区的防疫灭疫工作。1947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了以张杰藩为队长的东北机动防疫大队(包括4个中队,150多人),迅速奔赴疫情严重的通辽等地。9月初,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白希清带领哈尔滨市医务大队(共5个中队)来到辽吉,分别进入洮安、安广(今大安市一部分)、大赉等地开展防疫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到达辽吉地区的防疫人员大约有700多人。这些防疫人员带来了大批的医疗药品和卫生器械,缓解了防疫工作中药品器械不足的困难。此外,苏联红十字会也伸出援助之手,派出了由防疫专家麦伊斯基率领的防疫队,他们不仅带来了高效疫苗,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还培训了一批防疫人员。在全体辽吉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援下,鼠疫在1947年底被彻底扑灭了,各疫区的封锁线解除了,饱受鼠疫戕害的辽吉人民不仅得到翻身解放,也送走了鼠疫这个瘟神。在整个防疫灭疫过程中,辽吉人民对党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刚解放时的怀疑观望,转变为坚定地跟共产党走,积极主动地支援解放战争。同时,广大群众从迷信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正确的科学防疫知识,为以后的防疫工作打下了基础。全省各疫区的防疫经验,还为东北卫生部及建国后国家卫生部制定防疫战略提供了重要资料。
回顾辽吉根据地鼠疫发生的过程,总结党领导辽吉军民战胜鼠疫的经验教训,千条万条,最重要的就三条:
一是服从领导,令行禁止。
二是科学对待,科学防治。
三是干部带头,不怕牺牲。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当下的新时代,政策确定之后,干部依然是决定性因素。在防治鼠疫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干部能够听从党的召唤,冲到防治的第一线,但总有部分干部,不顾大局,自作主张,隐瞒实情,逃避责任,心存侥幸,结果害民害己害事业,教训深刻。
       现在的科学基础和医疗条件要好于当年不知多少倍。只要我们相信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依靠人民、依靠科学,借鉴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我们一定会战胜新型冠状病毒,一定会赢!!!
        责任编辑:陈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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