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比作一部鸿篇巨著，那么，井冈山斗争就是这部巨著的精彩开篇。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了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出明确说明，充分体现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和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前后，毛泽东在株洲围绕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人民政权建设、土地革命、革命道路探索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伟大首创性革命实践，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具有极其独特、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株洲成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实践地。
一、重视在株洲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全面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为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国只有58名党员，迅速发展党员和党组织是迫切而紧要的任务。早在1920年11月，毛泽东利用一次假期到株洲、醴陵、萍乡进行考察，对萍浏醴其的爆发和失败、对武装斗争有了新认识。鉴于株洲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工农队伍等方面的优势，毛泽东特别重视在株洲发展党的组织。
        1.在株洲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党的一大后，毛泽东就指派党员或者亲自来到株洲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毛泽东先后派中共党员李立三、陈章甫、潘昌江到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攸县乙种师范讲习所任教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成为中共湘区委员会在湘东建立的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1922年9月毛泽东去安源视察工人罢工准备工作时，由李立三陪同，来到醴陵甲种师范讲习所，作了题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篇演讲，对马克思主义在醴陵的传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学生就有陈恭、左权、蔡申熙、宋时轮、陈觉等。1922年7月，毛泽东委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来到株洲考察工人状况。9月株洲第一个工会组织成立。1923年1月株洲工人举行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一批工人加入共产党。1923年12月株洲第一个工人党支部中共株洲转运局支部成立。1924年9月，株洲八叠支部成立，是全省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此后，株洲各县党支部相继成立。1925年党的四大召开时，全国994名党员中，株洲籍和株洲地区的党员多达105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多，成为全国党员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2.考察农民运动，推动农民运动高涨和发展党组织。1925年5月，八叠农民协会成立，是湖南继衡山“岳北农工会”之后全省最早的农会。湘潭县东一区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八叠又成为东一区模范第一乡。各县相继建立县农民协会，并在36个区、610个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参加农会的会员近40万人。株洲地区农民运动发展迅猛，斗争激烈坚决，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冲击巨大，在湖南省乃至全国都产生很大影响。1927年1月，毛泽东来醴陵（含渌口）考察农民运动，不久发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提到或引用醴陵的典型事例达14处之多。此后株洲农村党组织得到极大发展。至1927年4月，醴陵、攸县、茶陵、酃县（今炎陵县，下同）由50多个党支部、700多名党员，发展到124个党支部、1950名党员。
        3.大革命失败后恢复发展党组织。长沙“马日事变”后， 1927年6月下旬，毛泽东奉命回湖南任省委书记，在株洲召开湘潭、醴陵、安源、衡山等地党的负责人会议，研究恢复发展党组织、农会、工会与反“清乡”等问题。株洲的党组织因而得到极大恢复。7月，湖南省委决定组建中共茶陵特委，将醴陵地执委改为县委，并成立株洲区委。秋收起义后，在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下，株洲各县分别成立县委、区委，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领导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29年10月，宛希先编写《共产党组织根本原则》，成为“三会一课”制度的重要探索和重要实践。
 二、实施连队建党、集中上政治课、第一次肃反等一系列举措，成为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全面建设无产阶级性质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1961年9月，周恩来在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曾透彻地说：“起义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秋收起义前后，毛泽东在株洲围绕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明确军队的任务、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作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索，开始打造新型的人民军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早期的建军思想和军事思想。
       1.在株洲部署秋收起义。1927年8月底，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前往安源经停株洲，并部署秋收暴动。他要求株洲一定要尽快恢复发展党组织，组织好工人、农民暴动队伍，设法弄到武器，准备暴动，并明确了四项任务。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醴陵、株洲镇是毛泽东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重要地区、重要战场之一。株洲地方党组织积极组织大批工人农民参加起义，壮大了起义队伍。9月12日，工农革命军在醴陵工农武装的配合下，攻占醴陵县城，这是秋收起义中工农革命军占领的第一个县城。
       2.第一次实施连队建党（水口连队建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1927年10月，毛泽东在酃县水口抓紧对工农革命军军事训练的同时，主要考虑在部队内建立健全各级党的组织。虽然“三湾改编”时决定将支部建在连上，但因急于行军未能实施。10月15日晚，毛泽东在水口叶家祠楼上亲自主持我军历史上的首次连队建党活动，陈士榘、赖毅、刘炎、李恒、欧阳健、鄢辉等6名战士宣誓入党。不久，各连普遍建立了党支部，也举行了类似入党宣誓仪式。“水口连队建党”，是“党指挥枪”的重要标志，也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上的伟大创举，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关键一环，从而确立了党在军队中的核心领导，成为人民军队打不烂、拖不垮的坚强堡垒。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应该是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实施于水口建党，定型于古田会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3.第一次在部队开展集中思想政治教育（中村授课）。192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酃县）中村给工农革命军上政治课，讲述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任务，阐明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不是无产游民，批评危害革命的左倾盲动主义。在这里对部队连续进行了一周左右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次政治课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第一次集中政治训练，毛泽东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采取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法，对中国革命的形势、革命性质、特点和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使工农革命军受到了一次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为工农革命军的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此后经过不断探索，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重大问题，初步形成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
        4.第一次实施人民军队肃反（湖口挽澜）。1927年12月底，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长陈皓意欲去桂东投降国民党十三军方鼎英。毛泽东及时赶到茶陵湖口，揭穿了陈皓一伙的叛变阴谋，将陈皓一伙逮捕。这一事件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肃反（史称 “湖口挽澜”），挽救了艰难初创中的工农革命军，初步体现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部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谭家述在《回忆毛泽东同志早期在茶陵的革命活动》中说：“我工农革命军通过‘三湾改编’以后，当时仅有两个营的兵力，极大部分都到了茶陵，如果不是毛泽东及时赶上部队，让叛徒的阴谋得逞了，那我们的革命还会要走一段弯路。”
        5.第一次明确人民军队的使命。毛泽东在总结二打茶陵建立工农兵政府的经验教训时,首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任务”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建军宗旨，从职能上规定了革命队伍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使命，使广大战士懂得了“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个道理。用茶陵的经验教训凝聚成的“三大任务”，“是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把“三大任务”进一步理论化，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1934年，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把红军的“三大任务”缩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给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造成严重消极后果。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红军部队恢复和坚持了执行“三大任务”的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三大任务”发展成为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项。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三大任务”是红军“三位一体”的任务。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同时还是生产队。新中国成立后，“三大任务”仍然是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一项重要原则。
        6.第一次与朱德会面实现伟大会师。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8年“4月20日前后，毛泽东在酃县与朱德初次晤面。”《朱德年谱》记载：“在酃县十都和毛泽东会面。”毛泽东与朱德首次会面，实现了两部胜利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会师和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大会。朱毛会师，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井冈山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尔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7.明确人民军队的纪律。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队来到酃县水口，在客家聚居地水口、十都等地组织农民武装，发展党的组织。为加强起义部队的纪律教育，前敌委员会对部队提出了一些行军作战的纪律要求，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部分内容。毛泽东带头严格执行纪律，给战士们和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27年10月24日在离开酃县水口赴井冈山途中，毛泽东首次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后来又完善了六大注意。加强军队的纪律教育，对工农革命军真正向人民军队转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军队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8.支持发展地方武装，开始形成人民战争的思想。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地方武装的重要性，并积极支持发展地方武装，也就是“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毛泽东曾指示宛希先送给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五枝枪，恢复茶陵游击队建制，组建酃县赤卫大队，指导建立湘东独立师。正是地方武装的发展，不断壮大了红军队伍，仅茶陵这个20余万人的县，1927至1934年，茶陵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整排、整连、整营、整团编入红军部队就达10次之多。正如谭家述所说：“我们这支游击队就在艰难残酷的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由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一直发展成为红军二方面军六军团。”藏兵于民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真正成为汪洋大海一般的人民战争。
三、指示指导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全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政权、践行初心使命进行了最初的尝试与探索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记载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边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选举出来了。”这里说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就是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建政的开篇之作。
        1927年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攻占茶陵城。由于茶陵地处湘赣要冲，自然条件良好，战略地位重要，又有较好的党的群众工作基础，因此毛泽东首次有了“经营茶陵”的打算。11月18日，茶陵县城再次被攻克。但进城之后，团长陈皓却不想做群众工作，仍按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办案、纳税完粮。更严重的是，他与自己的一小伙人还凭借手中权力大吃大喝，搜刮钱财。毛泽东得知情况后便立即回信：由部队派人是不对的，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靠商会派款子是不对的，要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要保护商店、保护邮局、保护学校、保护医院，等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和士兵委员会分别选出谭震林、李炳荣、陈士榘为各自的代表，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谭震林被推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设立了民政、财经、青工、妇女等部门，组织工作队深入全县各地开展革命斗争，积极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作为“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初始标志，为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政权理论初步形成和开辟井冈山道路提供了实践经验。1997年10月27日中央电视台《井冈山》特别节目中介绍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乃至今天的中南海国务院都是从洣水之滨的小屋里（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走出来的”。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新型民主建政的最早样板。其领导人是通过自下而上层层推举出来的，有群众作基础和支柱，赢得群众的承认和拥护。这种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政府负责人的做法，是毛泽东在“湘南运动大纲”中提出建立“政府模样”政权的具体实践，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县建立政权时所仿效，也为尔后的各级苏维埃代表会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仿效。这种新型的工农兵政府，是在周边白色恐怖下存在局部红色政权的“局部人民执政”的新政权模式。1934年1月24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农兵专政”，对民众实行“最宽泛的民主主义”。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充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的重要实践。1927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二打茶陵给部队作战前动员时，就要求部队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组成人员以工农兵为主体，并吸收革命知识分子，把群众吸引到政府的周围，使群众经受政治训练，提高革命觉悟，为以后的工农兵政权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的群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时，指出 “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示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1934年10月，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加强党对政府领导的重要尝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党要领导政府，但又必须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在党代表宛希先的直接领导和茶陵县委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并且自觉服从党组织的领导，其重大决策往往要请示茶陵县委，部队参加的下乡工作组也由县委组织。陈士榘在《井冈山斗争的片断回忆》中谈及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时说：“谭思聪、陈韶是县委的，住在天主堂（今茶陵福音堂），有什么事都到天主堂去商量，实际权力在县委。”茶陵县党组织在工农兵政府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核心的领导作用，为如何加强党对于政权建设的领导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四、主持中村插牌分田，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分田试点，对以土地革命为重要内容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进行了成功探索
八七会议将土地问题作为中心议题，把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在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根据中央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就着手考虑土地分配的问题。
        1928年3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中村，对中村的土地占有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当时中村的土地70%以上掌握在地主手中，其中道任村90%以上的土地被地主霸占。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十分迫切。1928年3月24日，毛泽东在酃县中村周南学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开展土地分配的问题，并从工农革命军中抽调部分干部与地方干部组成工作组。与会代表一致推举毛泽东担任分田“总监”。分田首先在道任村试点，具体做法是：
        第一步，发动群众，选出土地委员，成立分配土地的班子。接着由土地委员、乡政府干部深入各村各户，将户主、人口、占有土地的亩积、分丘分块登记造册，没有面积的组织丈量。
        第二步，确定分配原则：首先将所有土地全部“收之公有”，然后，以原耕为基础，按人口平均分配，多退少补，好差搭配。对少地无地农民，特别是无农具、无资金的雇农、长工，给予适当照顾，多分好田。
        第三步，根据各户人口分得的土地，由农会统一写好竹牌，写明户主姓名、田土位置、面积及四界地名，并由土地委员按登记册核对。
        第四步，由农会召开群众大会，将写好的竹牌，分发给户主并将牌子插到所得田里。
这种分田方法，当时群众叫做“插牌分田”，也称“平田”。道任村试点结束后，其他村也照此方法，全部分配了土地。据龙开富等老同志回忆：中村插牌分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早的一次分田试点这次土地分配，是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有机结合的建设根据地的尝试，为此后桂东沙田的土地分配和《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依据。
五、实施水口分兵和株洲转兵，成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1.实施水口分兵，成功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利后，在文家市召开的前敌委员会议决定退往湘南，起义部队沿江西西部南下。经过“三湾改编”，1927年10 月7日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继续南下，中途没有作长时间整休，直至10月13日到达酃县水口，进行了将近10天的整休才停止南下的步伐。
        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州、汕头失败，下落不明的消息，感到率部继续南下和南昌起义部队靠拢，既无可能，也无多大意义。同时还因为湘敌强大，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余洒度、苏先俊脱离了工农革命军等原因，于是毛泽东彻底放弃往湘南发展、执行《湘南运动大纲》的想法，决定“就地打主意”，坚定了在井冈山建立武装割据的决心。《毛泽东年谱》记载：“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毛泽东在水口作出上井冈山的决策之后，进行了具体部署。一路由毛泽东率主力部队经酃县下村到遂川县大汾上井冈山与王佐会合；一路由宛希先率领攻打茶陵县城，掩护主力部队转移，而后上井冈山与主力会合，史称水口分兵。10月27日，毛泽东率军到达茨坪，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水口分兵的决策，使弱小的工农革命军在短时期内找到了立足之地，避免遭遇强敌而致失败，并由此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探索中国革命革命的正确道路，进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2.主持株洲转兵，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新局面。1930年夏，党内出现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等大城市，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受挫后，于9月13日转移到株洲，并在中正街(今解放街)的恒和药号（后改称协丰长绸布店）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株洲会议（又称株洲转兵）。会议的主题是具体研究、部署红一方面军撤长沙之围后的行动方针，亦即解决“今后还打不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和“红军往哪里撤如何撤”等主要问题。
        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和毛泽东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总结了攻打长沙的经验教训，决定迅速转到吉安、南昌之间的赣西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并发布《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的命令》。第二天红一方面军分八路纵队，转兵回师江西。
        株洲转兵，从实际行动上抵制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为以后反对“立三路线”的错误迈出了第一步，使弱小的红军免遭覆灭的危险，开袁洲会议、峡江会议、罗坊会议的先声，为后来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及粉碎敌人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作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株洲转兵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党和红军在中国革命的道路、红军的战略方针上进行了重大的转折，从此红军放弃攻打大城市，一心一意经营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9月13日下午8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危机。”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发出了“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伟大号召。我们响应党中央伟大号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学习传承伟大的建党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传承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努力做好“聚焦、裂变、创新、升级、品牌”文章，加快建设现代化新株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  段谭云，男，53岁，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室）主任。联系电话：0731-28680418，13607334692；通信地址：株洲市天元区联谊路鼎诚大厦15楼；电子邮箱：34975042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