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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高路入云端 茶陵走出第一步——略谈井冈山斗争初期创建茶陵根据地的意义 陈伙成

2022-08-08 09:42:49       来源: 中共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室)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登上井冈山,开始走出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以求成就党和中国革命事业。38年后,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兴至命笔赋词,讴歌井冈山“高路人云端”感慨曾经“九天揽月”“五洋捉鳖”,感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政治家毛泽东的诗词,常是在高超的文学性里,隐寓着极强的托意。由此,我认为毛泽东何尝不是借词抒怀,从当年的井冈山斗争到新中国建立的感慨,词中的“高路”,就是成就党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井冈山道路!
我们如果借引领党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井冈山道路为“高路”,又以路是人走出来的而言,那么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之始建设茶陵根据地的实践,不就是走出这条“高路”的第一步么?万事起头难。第一步是艰难的,甚至不尽人意,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它表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它是毛泽东把“工农武装割据”构想付诸实践的开端,它的实践触及到党的武装革命正确道路的基本问题。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概念。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念不是这时才有的。1927年8月,毛泽东受任湘南特委书记,领导湘南起义,他设想组织一支军队,占据湘南四五个县,组织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这个构想,是毛泽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萌芽。后虽情况变化,湘南起义未如期举行,他受任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军向长沙攻击前进受挫后,他当机立断放弃攻占长沙原计划,实行由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战略方针。10月,他率部到达井冈山后,立即把此前萌生的“工农武装割据”构想付诸实行。他一方面亲自做边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一方面派出所部开辟茶陵工作,创建根据地并筹款。
        受命到茶陵开展工作的部队,虽然经历了不知如何做建立根据地工作的简短过程,但很快地在毛泽东指导下,发动群众,建立中共茶陵县委员会,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帮助群众成立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建立群众革命武装纠察队、游击队。从而,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县级的红色政权。
        茶陵虽然地处湖南东部边陲,但它是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主席谭延闿的故乡,是湖南国民党当局的必争之地。在严重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对茶陵的“割据”,但却把茶陵的全部实践经验带回了井冈山,不仅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最初的经验,而且这一实践触及到中国革命道路的核心,包举了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基本方法和主要内容。
        我们所谓的中国革命道路是一个特定概念。革命有非武装和武装两种方式,两种革命不仅方式不同,而且所走的道路也绝然不同;而就武装革命而言,此前的饿国十月革命,与此时毛泽东领导他的队伍开辟的中国武装革命道路绝然不同。依据于革命的方式和道路的不同,准确地说,我们所谓的革命道路,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革命的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
         这条道路,初始时毛泽东称之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同时又称之为建立“红色政权”。所谓“工农武装割据”,虽然在定语上已区别于“军阀割据”,但毕竟还有让人厌恶的“割据”两字。大体从1929年开始,毛泽东也不再提“工农武装割据”,而改为建立革命根据地之说。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不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不就是稍后提出的开展苏维埃运动;苏维埃运动区域苏区,不就是革命根据地。再后来,毛泽东对它作了定性叙述,那就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毛泽东又曾说过,根据地是我们党在武装革命斗争中,“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由此可见,根据地是我们党的武装革命道路的核心问题,甚至可以说,革命道路问题就是根据地问题。
        毛泽东在说明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还指出建立根据地必须具备一支武装部队、有一个为我控制的地区和发动民众这样三个条件。并且指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方法,是用武装部队配合民众打败或驱逐敌人,夺取敌人的占领区,进而广泛发动民众,进行建设根据地。创建根据地的基本内容,是在广泛发动民众基础上,建立共产党组织、人民政权、群众革命组织和武装组织;在深入根据地建设时,还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或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或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毛泽东的这些论说,可以追溯到他亲自领导的井冈山斗争时期。
        井冈山斗争之始,也是党的武装革命之始。就成立革命政权而言,当说始于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不仅打着“左派国民党”旗号,而且其属性也不在走建立根据地道路范畴。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而言,与茶陵斗争几乎同期发生的,还有广东海陆丰斗争。海陆丰的“工农武装割据”也发生在农村,触及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基本问题。但海陆丰的斗争是不自觉的,是在具备了建立根据地条件的情况下,在广东国民党军阀混战顾及不到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套用苏联模式而建立的,不是走建立农村根据地道路的自觉行为。也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导致了它最后人地两失。
         茶陵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有许多不尽如人意,更谈不上深入。但它毕竟是在毛泽东指导下,井冈山根据地建设范畴内的自觉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创建根据地,是走出井冈山道路的第一步。
         进而,是它的实践触及到创建农村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具体问题,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最初经验。
主要的有:
一、确立了革命政权的组织方式和属性
        茶陵的革命政权的建立,经历了从幼稚的模仿到自觉的创新过程,折射出毛泽东部官兵革命认识的飞跃,和毛泽东革命实践的特点。
        第一次建立政权时,虽名为人民委员会,但实际上是套用了北伐军托管占领区政权的一套;而具体的执政者又没有经验,形同旧式衙门升堂问案。毛泽东发现后,这才按他的指示重组,由工会、农民协会和部队的士兵委员会选出代表,组成工农兵政府,下设民政、财经、青(年)工(作)、妇女等部门,继而组织了纠察队乃至游击队。这一纠正,不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而是革命政权组织方式和性质上的改变,实行了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强调了革命政权是人民执政的属性。
        茶陵“工农兵政府”之后建立的遂川工农兵政府、宁冈工农兵政府,不能不说是吸取了茶陵工农兵政府的组织经验。
        直接领导说明的“工农兵政府”,体现了毛泽东的创造性。茶陵“工农兵政府”的组成,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的10年后,尽管毛泽东没到过俄国和稍后的苏联,但不能说毛泽东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称苏维埃政府,而毛泽东却“闭门造车”,自命为“工农兵政府”。他果真如自我调侃那样是“闭门造车”吗?不是,那是说明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要走自己的路,随之的概念,也要中国化,要用中国“山沟”里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当然,“山沟”里的毛泽东是挡不住当时党中央要求的学习苏联指示,况且“工农兵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组成方式和根本属性并没有原则的不同,毛泽东先者只好调和,在1928年5月成立的湘赣边政府时,加了“苏维埃”3个字,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此后又只好删去了“工农兵”3个字,但它说明毛泽东立足于从实际出发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客观地讲,称工农兵政府,见字知意,更易发动群众,团结群众。而直到几年后,根据地内还有人不知道“苏维埃”为何物,甚至认为是一个人的名字。从民众对舶来品的陌生,可见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念之可贵。
二、探索了创建根据地的基本方法
         依毛泽东后来总结的创建根据地经验而言,第一步是打败或驱逐敌人,占领敌占区;第二步是广泛发动民众;第三步是建立包括政权的各种组织。土地革命工作的开展则不是硬性指标,而是依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政策,或实行土地改革或实行减租减息。究其这三步,第一和第三步都不难,难的是第二步广泛发动民众。尤其是在党的武装革命的初期,在群众革命基础不深厚的地区。
         茶陵虽是此前北伐军路过的地区,但它的工农革命运动并没有广泛的开展,可以说工农民众对党和中国革命的了解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要在短时间内广泛动员民众革命,的确要有科学的力法。毛泽东的智慧表现为创造,把他的队伍当成了工作队。他指示所部在驱当地的反动武装后,分兵发动群众,结合打土豪筹款,开展打土豪、分浮财。将没收地主、豪绅的不义之财,一部分留作部队的给养,一部分分给当地贫苦民众。这种让民众得到革命利益的方式,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一方面说明,共产党和它的军队在为他们造福;一面使朴实的民众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是求得彻底改变他们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唯一出路。打土豪、分浮财,再加上官兵的进一步深人各家各户的宣传,民众很快被发动起来。民众革命热忱被调动,各种组织的建立也就水到渠成了。
         稍后,毛泽东亲自带队到遂川发动民众,在组织方面和开展方法上进一步发展,分兵发动群众成为创建根据地的经验。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此作了总结和充分的肯定。
三、继续人民军队的建设
         在茶陵创建根据地实践的约1个月前,毛泽东曾对所部进行了“三湾改编”。这次改编,除了部队编制上的调整外,主要是对所部实行政治建军的一些基本措施,在部队的连队以上各级建立共产党组织和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军队的基层有凝聚官兵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在部队实行民主制度,以确立人民军队内部官兵一致的关系。“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建设的起点,人民军队的建设还有许多方面,有待于在此后的斗争实践中,继续深化。
        毛泽东部在茶陵创建根据地的实践中,继续了人民军队的建设。
        首先,是促使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提出。部队在茶陵斗争,完整地遂行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项任务。据此,毛泽东在部队返回井冈山后,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后称红军)的三大任务,把军队定性为是党领导下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第二、是开始建筑军民一致的关系。官兵做群众工作,与人民群众零距离的接触,一方面使官兵开始树立服务人民的观念,一方面是使人民认识革命的官兵是自己的子弟兵。这就开始造成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军民一致的新关系。
        第三、验证并且强化了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队伍在茶陵工作期间,团长陈皓等人利用脱离毛泽东之机妄图率部投敌叛变,党的组织及时发现这一突变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赶到部队后,也正是利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支持,剥夺了妄图投敌的团长等人的兵权。这有力地说明了各级党组织是遂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促使了井冈山会师红四军成立后,这一制度在全军的实行。
        第四、促使三大纪律的提出。部队在茶陵工作期间,不仅发生国个别长官不执行毛泽东正确指示,甚至要率部投敌叛变;而且在筹款中,也出现了有些官兵把打土豪得到的贵重东西占位己有。这促使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期间提出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的基础上,再规定打土豪要归公和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就形成了后来所谓的三大纪律。
        第五、促使官兵政治上和执行任务能力上的全面进步。如前所说,官兵做群众工作,造成了官兵与人民之的新型关系,使官兵树立是为人民而当兵而打仗的观念;同时,官兵又要去学会做工作,这就要学习革命的基本的知识。不言而喻,做群众工作实际和具体的政治教育,也就促使了官兵的进步。对此,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自豪地说,“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政治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设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
        茶陵的工作,只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工作的开始,也只是毛泽东部在具体革命斗争工作中深化人民军队建设的开始,不能苛求它一切都是成熟的、完美的。茶陵最终也没有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基本区,但无妨于茶陵的根据地建设工作是井冈山根据地建设起点的定位。起点也许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起点毕竟难能可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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