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登上井冈山，开始走出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以求成就党和中国革命事业。38年后，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兴至命笔赋词，讴歌井冈山“高路人云端”感慨曾经“九天揽月”“五洋捉鳖”，感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政治家毛泽东的诗词，常是在高超的文学性里，隐寓着极强的托意。由此，我认为毛泽东何尝不是借词抒怀，从当年的井冈山斗争到新中国建立的感慨，词中的“高路”，就是成就党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井冈山道路！
我们如果借引领党和中国革命胜利的井冈山道路为“高路”，又以路是人走出来的而言，那么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之始建设茶陵根据地的实践，不就是走出这条“高路”的第一步么？万事起头难。第一步是艰难的，甚至不尽人意，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它表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它是毛泽东把“工农武装割据”构想付诸实践的开端，它的实践触及到党的武装革命正确道路的基本问题。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概念。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念不是这时才有的。1927年8月，毛泽东受任湘南特委书记，领导湘南起义，他设想组织一支军队，占据湘南四五个县，组织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这个构想，是毛泽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萌芽。后虽情况变化，湘南起义未如期举行，他受任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军向长沙攻击前进受挫后，他当机立断放弃攻占长沙原计划，实行由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退却，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战略方针。10月，他率部到达井冈山后，立即把此前萌生的“工农武装割据”构想付诸实行。他一方面亲自做边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一方面派出所部开辟茶陵工作，创建根据地并筹款。
        受命到茶陵开展工作的部队，虽然经历了不知如何做建立根据地工作的简短过程，但很快地在毛泽东指导下，发动群众，建立中共茶陵县委员会，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帮助群众成立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建立群众革命武装纠察队、游击队。从而，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县级的红色政权。
        茶陵虽然地处湖南东部边陲，但它是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主席谭延闿的故乡，是湖南国民党当局的必争之地。在严重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对茶陵的“割据”，但却把茶陵的全部实践经验带回了井冈山，不仅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最初的经验，而且这一实践触及到中国革命道路的核心，包举了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基本方法和主要内容。
        我们所谓的中国革命道路是一个特定概念。革命有非武装和武装两种方式，两种革命不仅方式不同，而且所走的道路也绝然不同；而就武装革命而言，此前的饿国十月革命，与此时毛泽东领导他的队伍开辟的中国武装革命道路绝然不同。依据于革命的方式和道路的不同，准确地说，我们所谓的革命道路，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革命的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
         这条道路，初始时毛泽东称之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同时又称之为建立“红色政权”。所谓“工农武装割据”，虽然在定语上已区别于“军阀割据”，但毕竟还有让人厌恶的“割据”两字。大体从1929年开始，毛泽东也不再提“工农武装割据”，而改为建立革命根据地之说。然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不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不就是稍后提出的开展苏维埃运动；苏维埃运动区域苏区，不就是革命根据地。再后来，毛泽东对它作了定性叙述，那就是“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毛泽东又曾说过，根据地是我们党在武装革命斗争中，“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由此可见，根据地是我们党的武装革命道路的核心问题，甚至可以说，革命道路问题就是根据地问题。
        毛泽东在说明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还指出建立根据地必须具备一支武装部队、有一个为我控制的地区和发动民众这样三个条件。并且指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方法，是用武装部队配合民众打败或驱逐敌人，夺取敌人的占领区，进而广泛发动民众，进行建设根据地。创建根据地的基本内容，是在广泛发动民众基础上，建立共产党组织、人民政权、群众革命组织和武装组织；在深入根据地建设时，还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或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或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毛泽东的这些论说，可以追溯到他亲自领导的井冈山斗争时期。
        井冈山斗争之始，也是党的武装革命之始。就成立革命政权而言，当说始于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不仅打着“左派国民党”旗号，而且其属性也不在走建立根据地道路范畴。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而言，与茶陵斗争几乎同期发生的，还有广东海陆丰斗争。海陆丰的“工农武装割据”也发生在农村，触及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基本问题。但海陆丰的斗争是不自觉的，是在具备了建立根据地条件的情况下，在广东国民党军阀混战顾及不到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套用苏联模式而建立的，不是走建立农村根据地道路的自觉行为。也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导致了它最后人地两失。
         茶陵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有许多不尽如人意，更谈不上深入。但它毕竟是在毛泽东指导下，井冈山根据地建设范畴内的自觉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创建根据地，是走出井冈山道路的第一步。
         进而，是它的实践触及到创建农村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具体问题，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最初经验。
主要的有：
一、确立了革命政权的组织方式和属性
        茶陵的革命政权的建立，经历了从幼稚的模仿到自觉的创新过程，折射出毛泽东部官兵革命认识的飞跃，和毛泽东革命实践的特点。
        第一次建立政权时，虽名为人民委员会，但实际上是套用了北伐军托管占领区政权的一套；而具体的执政者又没有经验，形同旧式衙门升堂问案。毛泽东发现后，这才按他的指示重组，由工会、农民协会和部队的士兵委员会选出代表，组成工农兵政府，下设民政、财经、青（年）工（作）、妇女等部门，继而组织了纠察队乃至游击队。这一纠正，不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而是革命政权组织方式和性质上的改变，实行了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强调了革命政权是人民执政的属性。
        茶陵“工农兵政府”之后建立的遂川工农兵政府、宁冈工农兵政府，不能不说是吸取了茶陵工农兵政府的组织经验。
        直接领导说明的“工农兵政府”，体现了毛泽东的创造性。茶陵“工农兵政府”的组成，发生于俄国十月革命的10年后，尽管毛泽东没到过俄国和稍后的苏联，但不能说毛泽东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称苏维埃政府，而毛泽东却“闭门造车”，自命为“工农兵政府”。他果真如自我调侃那样是“闭门造车”吗？不是，那是说明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要走自己的路，随之的概念，也要中国化，要用中国“山沟”里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当然，“山沟”里的毛泽东是挡不住当时党中央要求的学习苏联指示，况且“工农兵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组成方式和根本属性并没有原则的不同，毛泽东先者只好调和，在1928年5月成立的湘赣边政府时，加了“苏维埃”3个字，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此后又只好删去了“工农兵”3个字，但它说明毛泽东立足于从实际出发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客观地讲，称工农兵政府，见字知意，更易发动群众，团结群众。而直到几年后，根据地内还有人不知道“苏维埃”为何物，甚至认为是一个人的名字。从民众对舶来品的陌生，可见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念之可贵。
二、探索了创建根据地的基本方法
         依毛泽东后来总结的创建根据地经验而言，第一步是打败或驱逐敌人，占领敌占区；第二步是广泛发动民众；第三步是建立包括政权的各种组织。土地革命工作的开展则不是硬性指标，而是依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政策，或实行土地改革或实行减租减息。究其这三步，第一和第三步都不难，难的是第二步广泛发动民众。尤其是在党的武装革命的初期，在群众革命基础不深厚的地区。
         茶陵虽是此前北伐军路过的地区，但它的工农革命运动并没有广泛的开展，可以说工农民众对党和中国革命的了解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要在短时间内广泛动员民众革命，的确要有科学的力法。毛泽东的智慧表现为创造，把他的队伍当成了工作队。他指示所部在驱当地的反动武装后，分兵发动群众，结合打土豪筹款，开展打土豪、分浮财。将没收地主、豪绅的不义之财，一部分留作部队的给养，一部分分给当地贫苦民众。这种让民众得到革命利益的方式，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一方面说明，共产党和它的军队在为他们造福；一面使朴实的民众明白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是求得彻底改变他们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唯一出路。打土豪、分浮财，再加上官兵的进一步深人各家各户的宣传，民众很快被发动起来。民众革命热忱被调动，各种组织的建立也就水到渠成了。
         稍后，毛泽东亲自带队到遂川发动民众，在组织方面和开展方法上进一步发展，分兵发动群众成为创建根据地的经验。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此作了总结和充分的肯定。
三、继续人民军队的建设
         在茶陵创建根据地实践的约1个月前，毛泽东曾对所部进行了“三湾改编”。这次改编，除了部队编制上的调整外，主要是对所部实行政治建军的一些基本措施，在部队的连队以上各级建立共产党组织和实行新的党代表制度，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军队的基层有凝聚官兵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在部队实行民主制度，以确立人民军队内部官兵一致的关系。“三湾改编”是人民军队建设的起点，人民军队的建设还有许多方面，有待于在此后的斗争实践中，继续深化。
        毛泽东部在茶陵创建根据地的实践中，继续了人民军队的建设。
        首先，是促使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提出。部队在茶陵斗争，完整地遂行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项任务。据此，毛泽东在部队返回井冈山后，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后称红军）的三大任务，把军队定性为是党领导下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第二、是开始建筑军民一致的关系。官兵做群众工作，与人民群众零距离的接触，一方面使官兵开始树立服务人民的观念，一方面是使人民认识革命的官兵是自己的子弟兵。这就开始造成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军民一致的新关系。
        第三、验证并且强化了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队伍在茶陵工作期间，团长陈皓等人利用脱离毛泽东之机妄图率部投敌叛变，党的组织及时发现这一突变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赶到部队后，也正是利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支持，剥夺了妄图投敌的团长等人的兵权。这有力地说明了各级党组织是遂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促使了井冈山会师红四军成立后，这一制度在全军的实行。
        第四、促使三大纪律的提出。部队在茶陵工作期间，不仅发生国个别长官不执行毛泽东正确指示，甚至要率部投敌叛变；而且在筹款中，也出现了有些官兵把打土豪得到的贵重东西占位己有。这促使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期间提出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的基础上，再规定打土豪要归公和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就形成了后来所谓的三大纪律。
        第五、促使官兵政治上和执行任务能力上的全面进步。如前所说，官兵做群众工作，造成了官兵与人民之的新型关系，使官兵树立是为人民而当兵而打仗的观念；同时，官兵又要去学会做工作，这就要学习革命的基本的知识。不言而喻，做群众工作实际和具体的政治教育，也就促使了官兵的进步。对此，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自豪地说，“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政治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设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
        茶陵的工作，只是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工作的开始，也只是毛泽东部在具体革命斗争工作中深化人民军队建设的开始，不能苛求它一切都是成熟的、完美的。茶陵最终也没有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基本区，但无妨于茶陵的根据地建设工作是井冈山根据地建设起点的定位。起点也许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起点毕竟难能可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