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口连队建党前后的军队党组织建设-刘凤健
2022-08-08 09:40:43 来源: 中共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室)
我们党初建时期,就对武装斗争和在武装力量中的建党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1921年7月,党的一大纲领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922年5月,中央关于农民士兵中的工作问题决议案指出:“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的共产党组织。”1924年5月,国共合作开始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共产党人,借协助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之际,秘密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后来又在武汉军分校建立了由陈毅负责的秘密支部,作为党在军校团结领导教员、职员和学员的堡垒。1925年1月,党的三大修订的党章规定:“各兵营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同年11月,我党在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建立了秘密支部,并安排了一批党员骨干担任基层干部,这是我军在实际掌握的部队中最早建立的支部。此外,党还派出周恩来、林伯渠、聂荣臻、李富春、刘伯坚、邓小平等人,先后在其他一些国民革命军中秘密建立基层党组织。到1926年11月,中央统计全党实力时,活跃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已达1500人,占全党党员总数的8.2%。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军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前委的领导下,各军、师建立了党委,各团建立了党支部。然而,当时没有战士党员,只有军官党员。为了加强对起义军的领导,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南昌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于同年10月失败。10月24日,中央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所得的教训中指出:“必须有党的领导”、“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工农革命军中,必须有党代表的制度”、“各级党部必须深深建筑于群众的基础上”。叶剑英元帅后来也指出:“南昌起义的部队当时没有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而把支部建在团上。这样,党的领导就没有达于士兵,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1927年9月9月,中央特派员毛泽东遵照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部队约有5000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这次起义吸取党在北伐军中组织薄弱的教训,起义部队除在各团建立党支部外,在党员较多的营也建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影响。秋收起义开始是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而损失惨重。9月19日,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把起义军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由于起义部队成分比较复杂,旧军队影响严重存在,战斗失利,生活又艰苦,加之政治工作特别是党的领导工作比较薄弱,致使官兵思想混乱,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
1927年9月29日,不足千人的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次改编调整组织,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重新任命了各级指挥员,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党代表由上级指派,党代表分别担任营、团党委书记和连队党支部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工农革命军经过三湾改编,尽管只有700人左右的人员留了下来,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0月上旬,一位连长给妻子的信中说道:“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以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罗荣桓元帅后来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军队就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10月13日,毛泽东随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部到达井冈山西麓的酃县水口,把三湾改编时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原则逐步进行落实。15日,在叶家祠主持新党员欧阳健、赖毅、李恒、鄢辉等6人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参加。毛泽东带领新党员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要求各连党代表回去后就组织连队党支部,抓紧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并要分批地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不久,连队的支部建立起来了。参加过三湾改编和水口入党宣誓、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南京军区副政委的赖毅中将,深情地回忆连队建党的经历,他写道:“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由于支部设在连里,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这样,支部就真正成了连队的核心和堡垒。”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11月14、15日,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党务决议案》,规定连党支部干事会改称为连党支部委员会,委员人数5至7人,使多数干部参加支部指导工作,切实做到连支委会为连队的核心。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总结红四军党建经验时说:“党的组织,现分为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同时指出,以后发展党员要注意质量,党员的条件是:(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后来在各地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1930年10月,中央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党的连支部及团委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基本单位组织,每连中有党员3人以上者均得成立支部”,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把“支部建在连上”,以党内法规的制度确立下来。此后,支部作为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在巩固军队内部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防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