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初建时期，就对武装斗争和在武装力量中的建党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1921年7月，党的一大纲领明确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922年5月，中央关于农民士兵中的工作问题决议案指出：“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的共产党组织。”1924年5月，国共合作开始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共产党人，借协助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之际，秘密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后来又在武汉军分校建立了由陈毅负责的秘密支部，作为党在军校团结领导教员、职员和学员的堡垒。1925年1月，党的三大修订的党章规定：“各兵营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同年11月，我党在以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建立了秘密支部，并安排了一批党员骨干担任基层干部，这是我军在实际掌握的部队中最早建立的支部。此外，党还派出周恩来、林伯渠、聂荣臻、李富春、刘伯坚、邓小平等人，先后在其他一些国民革命军中秘密建立基层党组织。到1926年11月，中央统计全党实力时，活跃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已达1500人，占全党党员总数的8.2%。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武装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军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前委的领导下，各军、师建立了党委，各团建立了党支部。然而，当时没有战士党员，只有军官党员。为了加强对起义军的领导，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了政治指导员。南昌起义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于同年10月失败。10月24日，中央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所得的教训中指出：“必须有党的领导”、“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工农革命军中，必须有党代表的制度”、“各级党部必须深深建筑于群众的基础上”。叶剑英元帅后来也指出：“南昌起义的部队当时没有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而把支部建在团上。这样，党的领导就没有达于士兵，所以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1927年9月9月，中央特派员毛泽东遵照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部队约有5000人，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这次起义吸取党在北伐军中组织薄弱的教训，起义部队除在各团建立党支部外，在党员较多的营也建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影响。秋收起义开始是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的，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而损失惨重。9月19日，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把起义军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由于起义部队成分比较复杂，旧军队影响严重存在，战斗失利，生活又艰苦，加之政治工作特别是党的领导工作比较薄弱，致使官兵思想混乱，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
        1927年9月29日，不足千人的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次改编调整组织，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重新任命了各级指挥员，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党代表由上级指派，党代表分别担任营、团党委书记和连队党支部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工农革命军经过三湾改编，尽管只有700人左右的人员留了下来，但精神面貌焕然一新。10月上旬，一位连长给妻子的信中说道：“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以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罗荣桓元帅后来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军队就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10月13日，毛泽东随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部到达井冈山西麓的酃县水口，把三湾改编时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原则逐步进行落实。15日，在叶家祠主持新党员欧阳健、赖毅、李恒、鄢辉等6人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参加。毛泽东带领新党员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要求各连党代表回去后就组织连队党支部，抓紧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并要分批地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不久，连队的支部建立起来了。参加过三湾改编和水口入党宣誓、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南京军区副政委的赖毅中将，深情地回忆连队建党的经历，他写道：“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由于支部设在连里，党通过党员和广大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跃。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这样，支部就真正成了连队的核心和堡垒。”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11月14、15日，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党务决议案》，规定连党支部干事会改称为连党支部委员会，委员人数5至7人，使多数干部参加支部指导工作，切实做到连支委会为连队的核心。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总结红四军党建经验时说：“党的组织，现分为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同时指出，以后发展党员要注意质量，党员的条件是：（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得到贯彻，后来在各地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1930年10月，中央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党的连支部及团委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基本单位组织，每连中有党员3人以上者均得成立支部”，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把“支部建在连上”，以党内法规的制度确立下来。此后，支部作为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在巩固军队内部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国防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