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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卷红旗过大关 ——纪念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召开90周年

2020-09-13 13:55:40       来源: 株洲史志网——中共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室)

       人们不会忘记,1927年9月,毛泽东力主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浏阳文家市转兵,为大革命失败后的红色力量保住了火种。人们犹记得,1934年12月,毛泽东力主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通道转兵,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再次力挽狂澜。然而,毛泽东从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上开始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带领中国工农红军“株洲转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却鲜为人知。1930年9月13日下午3时,在株洲中正街(今解放街)恒和药号(后改为协丰长绸布店)的木板楼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史称株洲会议,又称“株洲转兵”。殊不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被一位名叫史沫特莱的美国记者敏锐捕捉到并记录下来。她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写道:“(1930年)9月13日下午8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在株洲会议召开90周年的今天,让我们重温那一段光辉岁月。         

汀州北上   挥师长沙

       1930年上半年,全国革命形势得到恢复和发展,“左”倾急性病在党内又逐渐发展起来。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决议要求各路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红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油画)

       6月间,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接到党中央要求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即从福建长汀出发,于7月24日攻占离南昌80公里的樟树镇。在各军领导人会议上,毛泽东权衡利弊、审时度势,态度坚决地说:“根据目前的形势,我军不宜攻打南昌,部队应西渡赣江,到南昌以西地区开展工作。”

       7月30日黎明,部队分批渡过赣江,撤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奉新、安义一带,发动群众与筹款。此时恰逢八一南昌起义3周年,根据毛泽东指示,一支小部队曾到南昌北面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射击示威。此后,红一军团由出发时的1万人发展到1.8万人。此间,毛泽东从搜集到的报纸上得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曾一度打下长沙,后遭敌军反攻,被迫退驻浏阳,正面临何键部重兵进攻,处在危急之中。为了支援红三军团,解浏阳之危,毛泽东、朱德决定率领红一军团西进湖南。      

永和会师  二打长沙

       8月19日晚,红一军团达到浏阳文家市附近。次日拂晓,与湘敌戴斗垣旅遭遇,经三小时激战,获得红一军团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胜利会师。在彭德怀的提议下,召开一、三军团联席会议。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推举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方面军下辖第一、三两个军团5个军,共3万余人。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浏阳永和李家大屋

       在第二天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就红一方面军是否继续攻打长沙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按照党中央的命令,红一方面军要再占长沙,夺取武汉。到底打不打长沙?毛泽东认为红军不具备攻打长沙的条件,取胜的可能性很小,不赞同打。朱德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不少人认为红三军团单独打下了长沙,现在红一方面军力量更大,更可以打下长沙。由于大多数与会同志主张打长沙,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正确意见被否决。为了团结红三军团,毛泽东、朱德表示服从中央、尊重大多数意见,会上总前委决定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目的,开始向长沙城推进。

       8月29日,各路红军开始向长沙发动进攻。何键在长沙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守敌达10万余众。8月30日,红军发起攻坚战,至9月10日再次发起强攻,仍然无法攻克长沙,红军伤亡也很大,弹药给养日益缺乏。同时,何键调集湖南大部分军队来援,国民党武汉行营又派数师之众入湘,企图包围红军。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红军有陷入腹背受敌之险。   

果敢决策,株洲转兵

       面对极为不利的形势,9月12日在长沙城郊白田铺总指挥部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最后决定撤围长沙,暂向株洲、醴陵方向转移。9月13日下午1时许,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司令部进入株洲后,驻扎在中正街(今解放街)的恒和药号(后改为协丰长绸布店)。毛泽东住在靠近湘江边的一家竹器店。大部队驻扎在株洲镇附近。

       下午3时,在恒和药号的木板楼上,毛泽东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具体研究、部署红一方面军撤长沙之围后的行动方针,亦即解决“今后还打不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和“红军往哪里撤?如何撤?”等主要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兼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三军团副军团长兼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副总政委兼三军团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总参谋长朱云卿,参谋处长郭化若,红三军政委蔡会文,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旧址——恒和药号

(后改为协丰长绸布店)

       毛泽东分析了攻打长沙不克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未消灭敌之主力于工事之前,敌军有31个团之众,我们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5个团以上,但大多数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是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和士兵暴动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是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炮火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朱德认为红军不具备攻打大城市的条件,即便打下了也守不住。彭德怀也总结了攻打长沙的六条教训。

       但红军中不少将领由于受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继续要求攻打长沙。毛泽东从红军的自身条件和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经过耐心说服,才基本上统一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认识。会议作出“东进赣西,进攻吉安”的正确决策,并于当晚8时发出《红一方面军攻取吉安的命令》。14日下午3时,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机关离开株洲,沿株萍铁路往湘东、赣西方向前进。红一方面军分为八路纵队,撤回江西,之后将赣江东西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株洲会议,永载史册

       株洲会议标志着我党我军在理论与行动上迈出了自觉对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进行抵制与纠正的第一步。在清醒看到当时红军所面临的严重不利因素,反复权衡敌我双方军力差距,深入剖析战争形势的基础上,毛泽东、朱德等说服部队不再盲目攻打中心城市,改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党和红军纠正并克服党内“左”倾冒险错误创造了先机,使弱小的红军免遭覆灭的危险,为后来胜利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创建中央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芦淞区委党史研究室

在“株洲会议”的原址上树标立识,以示纪念

       株洲会议标志着党和红军在中国革命的道路、红军的战略方针上初步实现了重大转折,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株洲会议开此后袁州会议、峡江会议、罗坊会议的先声,从而为首先在红军中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准备。在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起初并不被多数共产党人所接受。株洲会议决策红军实施战略转兵,虽然此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红军指战员的认识还有所反复,但红一方面军包括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从此没有攻打中心大城市,一心一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战略远见和果敢的革命胆略,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引领红军株洲转兵,在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株洲会议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也是红军和中国革命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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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会议旧址

       株洲会议旧址位于芦淞区建宁办事处,为解放街176号(原89号)。建筑坐北朝南,硬山顶,封火山墙,砖木结构,两层阁楼式,屋宽7.8米,屋高8.5米,屋深12.8米。株洲会议召开时为恒和药号,20世纪30年代后期更名为协丰长绸布店。解放后,协丰长绸布店改做株洲市衡器厂厂房。1987年被定为危房,衡器厂搬出,一直闲置。2003年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2020年9月,在株洲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芦淞区委党史研究室在原址树标立识,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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