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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铸湘东人民的英勇抗战魂 ——株洲人民抗日救亡活动综述

2020-09-08 15:35:48       来源: 株洲史志网——中共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室)

史志之声:

       那是一段惨痛的历史,更是一场伟大的觉醒!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饱受战乱之苦。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今天我们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意气风发、信心百倍的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冲破任何艰难险阻,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勇前进。
       75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温历史,缅怀先烈,砥砺奋进。为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5周年,从今天起我们为您分期连续推送相关专题文章。

 

       1937年7月7日,日寇向驻守在芦沟桥的中国驻军29军发动进攻,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凶暴侵略下,中华民族之生存问题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最迫切的愿望和要求。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号召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一场近代中华民族反侵略、求解放的伟大民族战争。

遭日本轰炸后的株洲码头

       株洲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之初,株洲地区是南方8省13块红军游击根据地之一(湘赣红军游击根据地),一部分城乡还有中共地下组织活动。抗战时期,特别是1944年6月日军攻陷株洲地区以后,株洲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侵略者进行了生死抗争;与此同时,一大批热血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奔赴抗日前线,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中同日寇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充分表现了株洲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陈毅上山传达国共合作
抗日政策揭开抗战序幕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共中央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15日又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政府。两个多月之后,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红军时期的陈毅

       从此,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经过谈判,于10月达成了将湘、鄂、赣、粤等南方8省13块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此之前的8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合作抗日的新形势,发出了《关于南方各省游击区的工作指示》,决定撤销苏维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改变红军番号,加强党的组织与群众工作,并要各地红军和游击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府进行谈判。
       为此,11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南昌成立了中共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委分会。随即派委员陈毅来湘赣边的棋盘山、铁镜山找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游击支队政委谭余保,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改编红军游击队等有关指示精神。但由于谭余保他们长期被国民党围困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外部世界的变化一概不知,尤其对“国共合作”十分怀疑。后来经过陈毅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才于12月将300多名湘赣红军游击队集中到莲花垄上整训,由延安派来的李忠民、张铚秀等3名八路军干部指导整编,告别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生活。

1938年2月,垄上整编的300多红军游击队
编入新四军一支队二团队一大队

       为了激励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积极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1月,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来垄上看望部队;茶陵、攸县、莲花、永新等国民党县政府也派代表来垄上表示慰问和祝贺,并邀请红军(中共)代表到县政府和谈。
       1938年2月,在垄上整编的300多红军游击队,由大队长段焕竟、政委刘培善(均系茶陵人)率领,编入新四军一支队二团队一大队,开赴浙江开化抗日前线。同时留下以谭余保为首的80多名红军干部仍坚持在边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从此,株洲地区(湘赣边)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开创了抗日救亡活动的新局面。

株洲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作抗日救亡
开启共同抗日新篇章

       与此同时,中共东南分局为适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决定撤销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支队司令部,成立直属东南分局领导的中共湘赣特委(1938年8月改归江西省委领导)仍由谭余保任书记,并将中共攸(县)醴(陵)萍(乡)县委,改为攸醴萍中心县委,指定何德彪任书记,负责领导这一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此后,湘赣特委和中心县委的工作重点,也由攸县、茶陵的山区转向醴陵和攸、茶县城,同国民党地方政府联合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一时期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开展和平谈判,签订协议,释放“政治犯”。1938年2月,根据中共东南分局的指示,由吉安新四军通讯处介绍谭余保、谭汤池(特委委员)、何德彪等7人以公开的中共代表身份(特委、中心县委组织未公开,仍是秘密活动),同茶陵、攸县、醴陵县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主要目的是:一方面利用谈判的机会,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及其意义;另一方面表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与诚意,国难当头,摒弃前嫌,消除陈见,一致对外。在谈判中,中共代表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要求达成协议: 1.双方今后在言论、行动上必须信守摒弃前嫌,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则;  2.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3.保障人民群众有言论、集会、结社、通讯、出版的自由,以动员民众共同抗日。对于有待研究的问题,坚持双方共同协商。 
攸县老县城

      对于上述要求,各县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加上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较为开明,这些问题都基本得到解决。曾被关押数年的易湘苏、冯秋姑、谭淑莲等20多名中共党员、红军干部都获得了释放。
       二是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开创舆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由于株洲地区是老苏区,群众觉悟较高,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得知地方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后,纷纷自发地组织进步社团,地下党的组织也运用各种方式,发动群众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占领舆论阵地。中共攸醴萍中心县委秘密地在醴陵石城金煤矿等地,发动党员筹措300块光洋,先后开办了“前进”和“新地”两个书店,经销《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抗战日报》和鲁迅的《彷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革命进步书报。醴陵籍共产党员、原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主编黎澍苍(黎澍)于1938年8月利用他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刘岳厚同乡之谊,在茶陵合作创办了《开明日报》(1941年在衡阳被国民党查封),积极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共醴陵石城金特支以工人子第学校为名,成立“醴矿茶园”,创办“前进”周刊;攸、茶、安、酃联立师范学生欧阳宗鑑等还创办了《友声报》。这些报刊,坚持抗日、民主、进步的宗旨,都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各地抗日消息,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及其它爱国民主力量的抗日主张,热情讴歌抗日英雄事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暴行及反动本质,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战斗,一致对外,因而对发动群众抗日起了很好的作用。


醴陵城区旧貌

       与此同时,在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和当地党组织的指导下,茶陵、醴陵、攸县发动文化界组织“抗敌后援会”。设在茶陵的茶攸安酃联立师范学生谭树德、陈扬名等组织“横展(读书)社”,后奔赴延安;攸县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攸北学生宣传团”“攸县抗敌工作团”;留日学生蔡健回家后,利用其兄蔡仪在“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工作的关系,在老家渌田组织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株洲分会渌田基站”,除组织本地青年学生外,还串连邻近的衡山(今衡东县境)、安仁交界的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三是募集抗战物资,慰劳前方将士,救护伤兵难民。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造成不少难民流落湘东,一批前线伤病兵员也转移到湘东各县。为了慰劳前方将士、伤兵,救护难民,各县都开展了募捐活动。醴陵抗敌后援会在全县开展“捐献一物”运动,共募集近万元光洋,万件衣物鞋袜;攸县网岭、新市等地,为救护难民、伤兵,成立了“人人救亡团”;“攸县抗敌工作团”在城乡发动群众募捐,还在湘东剧院举行“游艺募捐义演大会”,回攸避居的香港女歌唱家徐柳仙女士,也主动上台参加了义唱。在募捐会场写有两幅号召群众踊跃捐献、支援抗日的对联:一幅是:
      “国难当头,听诸君歌以当哭,也应激发忠良,出钱出力;强寇压境,赖将士奋不顾身,者番举行慰劳,赠伞赠鞋。”
      另一幅是:“忮诸君苦口唇焦,权借鞠部衣冠,游艺募捐,歌舞非寻常,报国现身为说法;怜将士浴血肉搏,正需雨具鞋袜,尽情慰劳,券价值多少,毁家抒难莫推辞。”他们将这次游艺大会募集的物资、现金,有组织地慰劳驻在攸县万寿宫的伤病官兵。


茶陵县城鸟瞰图

       四是扩大党的组织,建立秘密抗日武装。在抗日救亡活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中共湘赣特委指示攸醴萍中心县委要适时见机地秘密扩大党组织。1938年8月湘赣特委改归江西省委领导以后,随即从吉安派罗光明、李凤吉、陈珍媛(女)三人来醴陵,参加中心县委任委员,同时,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也派党员余志宏来醴陵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到1939年,先后建立了茶陵八团、攸县山关和醴陵城区、南区、北二区5个区委55个支部,发展党员500多人。同时,湘赣特委为在湘赣边建立抗日根据地,还指示株洲各县党组织抓紧建立秘密武装。茶陵区委就在雩江煤矿建立20多人的矿警队;醴陵石城金特支组织20名工人积极分子(其中有3名中共党员)打入县警察大队;在王仙教书的余志宏,利用其伯父有30条步枪的条件,组织了“醴陵抗日自卫队”;中心县委还在醴陵城区吸收联保主任文家荣入党,掌握并控制了40条长枪;参加南岳干训班的酃县进步青年张春晖、谭希贤回县后,以王家渡、船形警察分所为基础,成立了“酃县抗日救国铁血团”群众自卫抗日武装。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以后,坚持联共抗日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被撤职,薛岳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2月1日,薛岳一上任,就一反张治中联共抗日的主张,竭力推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浪潮,株洲各县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活动。
       与此同时,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根据湖南省委的意见,通过《新华日报》特约记者或其它关系,派人密赴茶陵、攸县、醴陵,组织派遣当地共产党员和联络一批思想进步、斗争坚决的知识青年与进步学生,奔向延安等抗日根据地,投奔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有关抗日队伍,到抗日前线参加抗日斗争。其中,醴陵先后有6批3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到了延安和苏、浙、皖等抗日根据地,代表人物有易湘苏、朱克靖等;茶陵有谭树德、陈扬名、李改等6名爱国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攸县有周道、屈飞、柴建文等20多名青年学生被秘密护送到延安。
        1940年4月,设在安福泰山的江西省委和湘赣特委相继遭破坏,一些负责干部叛变投敌,同年8月,攸县中心县委书记林少甫叛变,1941年2月攸县山关区委书记王虎臣投敌,并带领特务诱捕攸县县委书记张兴旺(后被打致死)。国民党攸县、醴陵特务机关相互配合,将这两个县的中共党组织破坏殆尽。到1941年4月,除醴陵北二区少数党员隐匿在乡外,其它各地党组织全部被打塌,完全停止活动。这样,株洲地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已不复存在。

日军在株洲的
法西斯暴行罄竹难书

       1944年5月下旬,日军占领长沙、浏阳后直指株洲地区。6月16日,日军第六十八师团侵占株洲。不久,日军的第三、十三师团和在株洲的第六十八师团分三路从浏阳和株洲向醴陵进攻,18日,占领醴陵县城。6月下旬,日军第68联队从醴陵向攸县进犯,于6月24日占领攸县县城。25日,日军第三师团主力及野战联队主力,开始入侵茶陵,并于7月14日占领茶陵城及全县大部,除酃县(今炎陵县)外,株洲全境被日军攻陷。自日军侵占株洲地区之日起,到1945年8月一年多时间里,日军在这里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暴行,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疯狂屠杀,奸淫掳掠,焚烧毁物,无恶不作,罪恶滔天,馨竹难书。
遭日军破坏的株洲正街
       狂轰滥炸。早在1937年10月到1941年9月28日,日军曾12次出动数十架飞机,对醴陵县浙赣铁路沿线轰炸。炸死300多人,炸毁房屋2000多间。1938年8月31日,日军曾在株洲投弹100多枚,炸死70多人。1944年6月攻陷株洲后,据醴陵、攸县、茶陵三县统计,从6月18日轰炸醴陵开始,到7月10日,先后出动飞机113架次,投弹267枚,炸死数千人,炸毁房屋2000多栋。7月2日至10日,出动30多架次飞机,对茶陵县城和附近4个乡进行轮番轰炸,投弹138枚,炸死1175人,炸伤2533人,炸毁房屋1624栋,损失财产无法计算。
       疯狂屠杀。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随意集体枪杀,生割活埋,火烧水浸,剖腹抽肠,挖眼剜乳,刀劈分尸,无所不用其极。1941年9月7日清晨,日军以骑兵为先导,从浏阳方向分两路袭击株洲,在荷塘铺一带,遇驻此的国民党暂编第六师一部英勇抵抗,结果,因指挥不力,加上刚招募的新兵仓促应战,蛮干硬拼,1500多名官兵惨遭日军杀害。当时荷塘铺从擂鼓岭、黄泥塘、戴家岭到晏家湾、石子头一带的路上、山冲、田边到处是尸首横陈,惨不忍睹。
        1944年8月29日,侵占茶陵的日军,闯到城郊龙家湖、毛里甲见人就杀,用绳索捆绑,集中到三口水塘边与河滩上,或推入水中淹死,或用枪击死、刺死,5天之内杀死530多人,有47户全家杀绝。侵占醴陵的日军从板杉铺路过,沿途杀死300多人;侵占泗汾的日军在快活岭抓了16个农民,脱光衣服捆绑在树上,一个个剖腹抽肠,以此作乐;侵占朱亭的日军,在天弹寺抓到岳霞和尚,硬说他是“山兵”(游击队侦探),将其剖腹抽筋;朱亭后街一个姓刘的染匠被用棉絮捆着,淋上煤油,活活烧死,名曰:“烧天烛”。据醴陵、攸县、茶陵三县不完全统计,自日军犯境以来,被日军惨杀折磨至死的达3.35万余人,伤5.76万余人。

1938年8月23日《国民日报》报道敌机十八架分两批轰炸株洲,投弹百余枚,死伤平民甚多
       奸淫掳掠。日军有如禽兽一般,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择地点,不分老幼,不论病残,一见妇女就行兽欲。不少少女、孕妇蒙辱丧生。在茶陵、攸县、株洲、醴陵被日军奸淫杀死的妇女数以千计,年龄大的80岁,小的12岁。朱亭镇小商贩杨满的老婆被3名日军轮奸后活活用刺刀捅死;攸县渌田一个12岁的女孩刘菊英被日军在田埂上轮奸后活活杀死。类似野兽般的暴行不胜枚举。日军在奸淫的同时还大肆掳掠,所到之处,十室九空,鸡犬不留。根据醴陵县1945年冬的统计,除杀死4652人外,还掳去民伕近万人,被掠去粮食47.88余万石,杀死耕牛3799头,损失财产54亿多元(法币)。
遭受日军轰炸之后的株洲机厂厂房

       焚烧毁物。日军占领醴陵县城10日后便转移城外,放火烧城,东南西北正街一片火海,一时浓烟蔽日,烈火腾空,数十里外,可见火光,所有店铺、机关、学校、祠堂、庙宇、教堂、医院付之一炬,被烧房屋达5523栋。日军还在渌口放火烧屋3天3夜,从接龙桥至关口529栋房屋商铺化为一片废墟。朱亭这个粤汉铁路边的繁华小镇,日军一到,就找着煤油,沿街浇油放火,1天1夜烧毁房子180多栋,尽成瓦砾。日军除在城镇纵火掳抢外,还在乡村集镇打砸毁物,将百姓家的家什用具尽数砸毁,挖墙掀瓦,撬板砍柱,油漆一类的家具则统统当烧柴,做饭烧水;所有食品禽畜均被掳掠一空。凡日军所到之处难闻鸡犬之声,残垣断壁,田园荒芜。

国民党驻军的抵抗
和株洲人民自发的抗日斗争

       1941年9月7日,日寇大举由南向湘北进攻。国民党驻军暂编第6师在株洲荷塘铺一带修筑拦截工事。日军突袭而至,守军仓促应战,与日寇展开了生死搏斗。由于强弱悬殊,300余人壮烈牺牲,当时荷塘铺一带的道路、山冲、田野到处尸首横陈,惨不忍睹。乡绅言伯夔在当地百姓中颇有号召力,他悲死者为报国而来,丧身于此,积极发动当地百姓收埋尸体。当地群众在言伯夔的号召下,纷纷加入到掩埋烈士遗体的行列中来。大家在尸体集中处即现流芳园墓地挖了一个大坑,将烈士遗体小心翼翼地掩埋。


流芳园抗战阵亡将士墓

       1944年6月,日军攻占长沙、浏阳后,分三路进犯株洲、醴陵。当时驻守株洲地区的是国民党暂二军、五十八军、三十七军。这些国民党部队在醴陵、攸县、茶陵与日军边打边撤,几道防线相继被攻破后,大部丢枪弃甲,士兵死伤不少。后来,国民党驻军遵命总撤退至衡阳,醴陵、攸县、茶陵相继沦陷。根据国民党第九战区部署,在茶陵布防抵抗侵茶日军的国民党军队主力是接防20军后的第四十四军。四十四军系四川部队,驻茶时有4个师2万余人,参加了茶陵抗日的全过程。面对凶悍的日寇第三师团和第三联队,他们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顽强地与日寇进行了十余次浴血作战,其中较大的有丫里遭遇战、羊岭阻击战、土桥阻击战、马伏江——狗子岭阻击战、中洲伏击战、八角寨争夺战等,使日军严重受挫。


土桥阻击战战场遗址

       据第三联队第九中队日军士兵乌泽义夫,在《第二次访问中国纪录》中回忆:“联队自锦州出发以来,行军和战斗连续不断,兵力减少三分之一,中队编制减少了四分之一。在茶陵警备的五个月中,开始两个月,中国军队在茶陵的一支人数众多而有力量的部队就分布在周围,并反复从正面向联队发起攻击。与地上的中国军队相呼应,空军飞机频繁地进行突袭,联队中多数战死者是被飞机炸死的。” “第一大队奉命剿除周围的中国军队,从8月19日起,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进攻,进行反复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日军损失很大。9月9日,第四中队小泽中队长负伤。这个中队五个月前从锦州出发时有136人,经过长途的行军作战,以及在茶陵的战斗,到这时候只剩下16个人。”“9月底,第二大队‘讨伐’前面的中国军队。9月27日,行军途中,中了中国军队的伏击。200名日军与两个团的中国军主力部队激战两昼夜,日军弹药缺乏,损失惨重。同月20日撤退时打扫战场,有之山健助大尉中队长以下18人战死,49人负伤。”“联队在茶陵的战死者、病死者共342名。”四十四军自身伤亡也较严重,抗战胜利后整编时,只保留了2个师。国民党驻军和茶陵地方军民同仇敌忾,奋勇反击,捍卫了民族尊严,同时使日军企图通过茶陵南犯酃县,摧毁遂川、赣州机场的计划一再受阻,最终破产夭折。


八角寨争夺战遗址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日军的屠杀焚烧、奸淫掳掠和心怀家仇国恨的株洲人民在日军的淫威面前没有屈服,纷纷自发地组织游击队、自卫队或单枪匹马与日军进行殊死的反抗斗争,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和英雄人物。
       醴陵成竹乡(今渌口区洲坪)士绅陈克俊,日军入侵后不仅霸占了他的商行,还奸污了他的妻子。1944年秋,他邀集3位青年壮士,以鸟铳、柴刀作武器,在一个偏僻的山地打死3个正在抢劫财物的日军,夺取了3支步枪,并以此为基础组织了10多人的游击队,不到一个月就打死10多个日军,缴获了10多支步枪。随即又组织一个抗敌小组,神出鬼没,打得日军晕头转向。后在当地群众强烈要求下,陈克俊被醴陵县西乡联防办事处(简称西联办事处)委为成竹乡乡长兼自卫队长,在当地回乡军官张万钧、汤新昭(均为少将高参)的支持下,一些青年农民自动参加,这支原来只有44人的队伍,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同日军作战数十次,缴获日军武器250多件,击毙击伤日军数十名,生俘5人。


潞水丫里遭遇战战场旧址

       醴陵北乡回乡军官钟涤松、肖道柏组织游击司令部,曾在官庄等地多次打击日军,一次在黄獭嘴打死1名日军军官和士兵13名,缴枪13支;在清安铺一次打死日军4人,活捉2人。醴陵利员乡(今属渌口区渌口镇)农民黄佳生见一群日军抢劫后醉卧在地,便用砍刀杀死日军;洲坪乡乌垄农民朱卫生,用茶木棒打死2名日军士兵,夺取两支步枪后参加了游击队,奋勇杀敌。堂市土城廖家庙一位双目失明的皮匠,因痛骂强奸妇女的日本军,被捆在木架上用火烧,他至死还骂不绝口,表现了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攸县笙塘铺大富坪农民吴瑞一、吴真四兄弟,用扁担打死1个来家里抢猪的日本兵。渌田的周玉昌,面对日军的暴行,义愤填膺。他通过汉奸维持会长,将日军宪兵队长松本次郎诱至渌田街上一饭店喝酒,趁机杀了这个杀人魔王。莲塘坳一新婚妇女不甘受日军侮辱,逃跑到一塘边与日军扭打滚入塘中死死抱住日军同归于尽。据不完全统计,被群众赤手空拳打死的日军就有30多人。


茶陵城关七总街旧址

       在茶陵沦陷区,几乎乡乡都有游击队、自卫队。从县城所在地首善镇(今城关镇)到北乡的五常(今虎踞、平水)、清水,东乡的严塘、腰陂到西乡的秦洞(今枣市、界首地域)和茶南的马江等地,群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自卫队就有12支。他们采用出其不意、声东击西的办法,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夺取武器。贝江农民刘则良上山砍柴,以向独坐在路旁休息的日军借火点烟为名,猝不及防地用担柴的禾枪将其打死,夺得1挺机枪,然后以此为基础组织自卫队,打击日军。潞水乡大元村一位60多岁的李姓农民,被日军抓住带路,他把日军带到一陡壁后自己钻入丛林,绕道爬上山顶,居高临下用石头砸死日军5名,砸伤12名,迫使日军退回原地。清水农民徐风翔用扁担打死一落伍日军,夺得1支步枪,并以此为本,组织自卫队,后发展到30多人的队伍。玉峰乡游击队,夜间在攸茶公路上挖陷井,乘机袭击日军运输车辆,一次在虎踞桥下拦截日军,打死日军10多名,缴获小钢炮1门。洮水农民周日生,将1个正在抢劫财物的日军赶出屋外,赤手空拳与日军厮打,日军见他力大慌忙逃跑,周日生追上去将其打入烂泥田里活活沤死。特别是日军在入侵茶陵的8个月中,始终找不到他们的代理人——维持会长,充分体现了茶陵人民的民族尊严。

广大株洲藉英雄儿女
在抗日战场上积极抗日,英勇杀敌

       株洲人民在本地积极开展抗日斗争的同时,随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改编为八路军和随湘赣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的广大株洲藉英雄儿女,在华北和华东各个抗日战场上积极抗日,英勇杀敌,浴血奋战。谭震林、杨得志、耿飚等一些株洲籍抗战将领后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宋时轮、陈明仁、谭家述、杨梅生等一大批株洲籍抗战将士成长为军队高级将领,更有不少将士牺牲在抗战前线。2014年9月,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株洲籍的有左权(醴陵市)、邓永耀(茶陵县)、陈文彬(茶陵县)、王祯祥(醴陵市)等4人。


左权
       醴陵籍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和朱德、彭德怀等一起领导了整个华北的抗日战争,并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和数以千计的抗日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他运筹帷幄,指挥只有1000多人的警卫团,战胜了日军5000多人的混成旅,杀敌1000多人,取得黄崖洞保卫战大捷,被中央军委誉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模范战斗。1942年5月,左权在指挥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斗中血染太行,以身殉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牺牲的最高将领。朱德总司令即席作诗,以致哀思:“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拚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耿飚

       “共赴国难!”当1937年8月1日,镰刀斧头与青天白日两面旗在延安共同升起时,耿飚心里想着这样一句话。“七七事变”时,耿飚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1937年8月22日至25日的洛川会议上,决定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出征抗日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北成为抗日大本营。1937年9月6日,耿飚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参谋长。10月中旬,耿飚随部队进驻陇东防区——庆阳、合水、镇原、宁县和栒邑。“385旅的防区,是我们党中央和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大门。”耿飚为保卫陕北抗日大本营可谓功勋卓著。


谭震林

       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1938年 ,谭震林先后任新四军第二、三支队副司令员, 亲率第三支队在皖南广泛展开游击战争,还打败日寇对清水潭、马家园的进攻, 繁昌保卫战以小胜大,7战7胜,粉碎了日寇夺取繁昌、 扫荡皖南的计划。1940年,谭震林在江苏突出抓抗日武装建设,将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合并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椐地。
       1941年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同年夏,谭震林率部主动出击敌人80余次,粉碎日寇疯狂进攻;同年初冬,亲自深入江都、高邮、宝应等地区,领导开辟新区,所部十六旅遭偷袭后,请求回苏南,兼任十六旅旅长,总结经验,整顿部队,同敌人展开顽强战斗,保护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狠抓了机关作风整顿和生产自救运动。1944年, 谭震林率部解放淮安、保应以东广大地区, 取得了占鸡岗反顽战斗的胜利,扭转了淮南地区抗日被动局面。


陈明仁

       1944年春,抗日名将陈明仁率部对日军作战,以副军长名义指挥第七十一军从惠通桥、攀枝花渡过怒江,主攻龙陵。经过大小几十次激烈战斗,在友军的配合下,陈明仁指挥部队终于将松山守敌和龙陵外围之敌大部歼灭,并击落敌轰炸机3架,日军松井旅团长战败后剖腹自杀。陈明仁被誉为“杰出的中国名将”。

配合八路军南下支队途经株洲

       由于国民党军采取消极抗战政策,日军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大片国土,打通了从中国东北直通越南的大陆线。面对这一局势,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在巩固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一面派员增援东北人民抗日,一面派三五九旅主力并抽调一批干部,挺进华南,深入敌后,打通南北通道,建立湘粤赣抗日根据地,北与新四军第五师联系,南与东江抗日纵队相接,以牵制日军,配合全国反攻作战。194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以三五九旅的10个连及干部4~6个连,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下设6个大队,全军约4000人,由王震(司令员)、王首道(政委)、谭余保(因病未成行)率领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


王震

       1945年3月,进抵湖南平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8月初在湘潭盐埠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等会合,并在此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中地委,由周里兼任书记。同时将第四支队留在湘中,协助地方党组织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团结和争取当地自卫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随后南下支队主力离开盐埠继续南进,越过(湘)潭衡(山)公路,抵达湘江边的小花石、龙船港,在当地群众支持协助下,用木船渡过湘江,经淦田、龙凤、石皮口、石门关到达衡山南湾(今衡东县)时,王震根据中央电报,命令留在湘中的第四支队随后跟进,周里等也随队南下。南下支队路经之地都张贴《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和标语,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独裁专制、消极抗日、贻误国事的丑恶行径。
       8月下旬,南下支队进抵湘粤赣边界。由于日本投降,时局发生变化,中央军委电令王震、王首道向新四军第五师靠拢。随后,南下支队从广东南雄地区北返。


王首道

       随后跟进的第四支队,在徐国贤、周里等率领下从资兴彭公庙进入酃县的船形墟。此时,中村、水口和县城都驻有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于是决定迂回向南前进。部队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从船形出发,经长旺、沿潭、小江、盐池、何仙亭到大教坪,后经板桥到中村、水口之间的梅岗、桃村、自源,作了短暂的休息,后又经石门、小横溪、荷树坳、马道里到达下村圩的云里村,在下村云里遭到国民党部队追击,第四支队奋起反击,把敌人击退,并缴枪数支。接着由下村云里经枫油山到达桂东的八面山。9月2日,在江西上犹墩头,第四支队与主力部队会合,继续北返。
       1945年9月9日(农历八月初四)清晨,南下支队从永新穿过长泥坳进入茶陵境内,经过茶陵县秩堂、高陇、湘东等地,离开茶陵进入江西莲花的六市乡。南下支队在茶陵境内行程25公里,历时1天多。中途在古城休息了约40分钟,下午3时左右到达上麻园和仓下,一部分部队在这里宿营,第二天早晨才走,另一部分当天就离开了茶陵。


周里

       南下支队中有不少茶陵人,如龙舒林、刘长希、冯祖武、刘汉才、谭天哲等。当他们路过自己的家乡时,向自己的亲属和广大人民群众宣讲革命形势,宣传革命道理,给茶陵人民以极大鼓舞。他们警告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政府人员不得为非作歹,灭了敌人的威风。彭家祠是刘长希的家乡,当他到家时,因离家10年,母亲认不出他了,见他身着军装,一开始还唤他“老总、老总”。后来搞清是刘长希回来了,群众纷纷围拢来,打听这,打听那。他便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解除了群众中一些人的忧虑。在官头冲里,部队碰到乡公所3个抓壮丁的警察,缴了他们的枪,教育后放他们回家。在古城柞树下,遇到4个所谓“抗日自卫队员”派民伕,部队将他们带到江西萍乡,才让他们回家。
       这支英雄部队在南下征途中不畏艰险,所向披靡,像一把钢刀,插进敌人心脏,解放了许多县城,给予日寇、伪军以严重的打击。部队每到一地都张贴布告,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撒播革命种子,鼓舞了广大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革命热情。


徐国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攸县、茶陵、株洲、醴陵和渌口,先后于8月22日、26日,9月16日、19日光复,所有在各县的日军,全部集中到株洲,向国民党第九十九军缴械投降。至此,株洲地区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75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今天,我国民族团结更非昔日可比,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历史、珍爱和平,缅怀先辈、传承精神,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幸福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具备了充足的条件。这便是我们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得到的启示和信心。(完)
       注:本文原载《株洲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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