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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三境界

2020-07-17 16:06:46       来源: 株洲史志网——中共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室)

       近来学习易介南同志的《论地方志“依法治志”的三个境界》(见期刊《湖南地方志》2016年第3期),有所感悟,特作此文以和之。
       修志有修志的境界,读书有读书的境界。易介南同志所主张的地方志“依法治志”的三个境界,让人想起清代文学家王国维先生的“读书三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读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或路径。培根说:“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事物原理。为挑剔辩驳去读书是无聊的。但也不可过于迷信书本。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同样道理,修志不是目的,修志为用,用处有三,一是存史,二是育人,三是资政。2006年5月国务院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一条明确指出:“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制定本条例。”2008年6月出台的《湖南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第一条也明确指出:“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推动地方志工作,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由此可见,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在我国进入“依法治志”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法治志”是“修志问道”的重要保障,“修志问道”是“依法治志”的基本要求,修志的目的更加突显,就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修志以问道,“修志”的目的是“问道”,“修志问道”的目的是“以启未来”。
       何为“修志问道”?
       我个人的理解是,编修方志以探求客观规律。“修志问道”让人联想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通常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亊物,‘是’就是客观亊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泽东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修志问道的“问”是问询和咨询,与实事求是的“求”有相近的意思,求是问道,“求”与“问”都有研究、探求的意思在里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关于“道”的指称,目前争议比较大。邱新立同志认为,“道”主要有三项:一是道路;二是法则、规律,与具体事物的器相对,又与事物特殊规律的德相对;三是一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根据毛泽东《矛盾论》的注释,“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通用语,它的意义是“道路”或“道理”,可作“法则”或“规律”解释。易介南同志则倾向于“规律、法则”和“方法、途经”两个义项的融合。因天性喜爱简约,我个人倾向于“规律性”,“道”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道”即是“是”,“问道”即是“求是”,“实事求是”是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侧重于实际,突显实践的重要性,实事求是的“是”更多指向是自然科学中的原理、定律之类,如经典物理学的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和牛顿第三运动定律;“修志问道”是通过编修方志探求规律性,侧重于理论,突显学习的重要性,修志问道的“道”更多指向是社会科学中的文学原理、历史规律之类,如著名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列宁同志曾经指出,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学习是知的过程,实践是行的过程,中国古代哲人一直主张并追求知行合一,我们也一直强调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探求规律性的道路上,“实事求是”与“修志问道”是鸟之两翼,是剪之双刃,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和实践相结合,是知行合一,是有机的统一。“实事求是”与“修志问题”异曲而同工,工于探求;“实事求是”与“修志问道”殊途且同归,归于规律。
       “实事求是”的过程中,“实事求”是手段或方法,“是”是“求”的目的,但整体而言,“实事求是”不是目的,而是路线图,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下一步的实践。同理,“修志问”是方法或途经,“道”是“问”的目的,就整体而言,“修志问道”不是目的,而是路线图,编修方志探求规律性,最终目的是“以启未来”。“修志问道”是原因、是手段,“以启未来”是结果、是目的。
       为读书而读书,不是真正的读书人;为修志而修志,不是合格的方志人。探求历史规律性以资政一直是我国的史志传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如此著作《史记》,司马光亦是如此书写历史。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助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其中,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得名。北宋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进奏曰:“……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
       《诗经·荡》有言:“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战国策·赵策一》有语:“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史者,师也;志者,鉴也;史志者,师鉴也。唐太宗有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我们编修地方志,就是要反映主要和重要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因果关系和脉络,在记述事物时沟通各种关系,揭示兴衰起伏,辨别功过是非,体现经验教训。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从中找出事物的发展规律,掌握其规律,成为“以启未来”的一面镜子和一个指南针。一言以要之,修志问道,以志为鉴,可知兴替,以启未来。
       昔日屈原“问天”,今之方志人“问道”,问天天变,天变道亦变,问道之艰辛和欢欣,于当下的地方志工作者来说,可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根据在地方志工作的实践和一些感悟,现将修志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境界,这三个境界也可以说是从低到高的三个层级,第一境界是基本的,第二境界是规范的,第三境界是科学的。低一级的境界是高一级境界的基础和前提,高一级境界是低一级境界的发展和升级。古今中外史志工作成绩显著者,必经三种之境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为第一境界;“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为第二境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为第三境界。
       第一境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左传·僖公十四年》说:“皮之不存,毛将安傅?”“修志问道”,志都没有,“问道”也就不存在了,“以启未来”的愿望也就成了奢望。欲问道,先修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国当代新时期,已有成文法规定修志。《条例》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第十条规定:“地方志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第七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地方志编纂的总体工作规划,并报国家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履行的职责在第五条中作了5款规定,其中第一款要求“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第三款强调,要求“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此后各地相继制定和完善了地方性法规规章,并更加积极和具体地在履行其工作职责。这些法规告诉我们,县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必须修志,而且必须修成志。
       与《条例》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以下简称《纲要》)。《纲要》要求,要“逐步形成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各级政府工作任务,‘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以下统称“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机制。”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于方志人而言,《条例》是科学而正确的,《纲要》是正确且英明的,但现实中有许多无奈和叹息。据调查研究,由于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政府财政收入差距较大,“一纳入、八到位”可谓任重而道远。就我湖南省120余个县级人民政府而言,亦不例外。盛世修志,这句话说明一个事实,修志是一项花钱的事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修志问道,经费保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修志易成空中楼阁。近二年来,通读数十本地方志,晓得修志的难处,可称得上“一志难成”。要想修成一志,天时、地利、政通与人和等四者缺一不可。
      《弟子规》说:“有余力,则学文。”陈云同志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修志是属于文化建设之一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属于锦上添花的文化建设工程,而非雪中送炭的民生实事项目。预算在10-20万元的县级人民政府地方综合年鉴好办一些,编修预算在100-200万元的县级志书对于一些财政困难的地方人民政府而言,或是一种奢侈,或是超前消费。据一些县级人民政府地方志工作部门负责人诉苦,修志问道,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让人欲哭无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有力修志,无钱办事,让人徒叹奈何。好不容易争取到财政预算,启动地方志书的编修工作,但基础资料严重缺失,到相关单位征集资料,也是困难重重。诚如有方志人说,找他们要资料,简直就是要他们的命。修志问道有如“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好在《纲要》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到2020年,完成第二轮地方志书规划任务,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全部出版。”要“大力推进地方综合年鉴工作。到2020年,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2016年1月2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任务重点,要“到2018年,全省第二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省、市州、县市区三级地方综合年鉴完成‘一年一鉴’全覆盖”。与之呼应的是《湖南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要求,要“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到2018年,列入规划的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全部出版”。要“到2018年,实现省、市、县三级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全覆盖。”到了市州一级则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要“下大力气推进第二轮修志任务的全面完成和市县两级地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连续出版,公开发行’的全覆盖。”要“确保到2018年所有县市区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的目标任务。”从2020年提前到2018年,从出版到公开出版,自加压力求发展,确保完成好《纲要》规划的目标任务,不断推进地方志事业的科学发展。实现了这一目标,就达到了修志的第一境界。虽然压力山大、千难万难、苦点累点,但毕竟领导重视,经费有了保障,有钱修志了,万事开头难,可以变压力为动力,在其位,谋其政,有所作为了。
       第二境界: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修志的第一境界是“一纳入、八到位”没有全面贯彻落实所造成的方志人的困境和迷茫,或陷入吃饭财政以至无钱搞文化建设的困境,或因资料缺少、专业人才缺失等等窘境而迷茫。好比家里来了客人,因经济拮据,或是无猪可杀以待客,或是有猪无屠夫,或是没有厨师而自己厨艺欠佳,让主人为难。准确地讲,无钱修志谈不上第一境界,无修志则无境界一说,第一境界的表现主要是资料和专业人才等原因造成的结果,资料是志鉴编修的基础,人才是志鉴事业的基石。志鉴的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地方性、广泛性和实用性等属性都是通过资料性去体现的。无资料则无志鉴,资料的有无、多少、正误、真伪、详略、曲直等决定志鉴的质量和生命,诚如广告所言“药材好,药才好”。
       食材有了,厨师有了,就可以炒菜了。相同的食材,不同的厨师炒出来的菜,未必都是一样地好。经费有了,资料有了,关键就看方志人的水平、能力和责任心了。从此以后,开始进入修志的第二境界。修不修志,这是态度问题;编修出来的志书好不好,这是能力问题。古代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考试之后,成绩没有出来,心中不免忐忑。好比地方志工作者,在编修志书的过程中,反复修改,时常补充完善,改之又改,审之又审,初稿再稿以至多稿,精益求精,力求完美。志书一旦出版,虽是大功告成,但方志人内心里还是不安的,因为不晓得外界反响如何。有如妇女同志出门前化妆,化妆时心上心下,化妆后还是内心不安,因为不晓得别人会怎么评价。编修志书主要是给别人读的,妇女化妆主要是给别人看的,自己满意,别人未必一定欣赏。
        一次,有领导问:“花了几十万,修了一部《乡镇简志》,有人看吗?”
       这个问题真是提得好,让人深思,让人惶恐,让人奋进。
       古人云,诗言志,歌咏情。诗言志之志,主要指向是志向,而非史志之志,但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志书也应该讲求一定的可读性。志者,记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地方志在行文方面,是记述文体,要使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有自己的规范要求,有自己的文风,有自己的出版要求,虽然志不像诗歌、散文、小说等等文学作品一样追求可读性,用诗一般的语言来修志,或与规范不符,或是过犹不及,但是,如果志书没有一定的可读性,就有可能形成“自己人编、自己人读”的不良后果。《条例》要求“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并不反对方志人追求可读性,法无禁止,即是允许。《条例》将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都是定位于资料性文献,“文献”二字告诉我们,无论志书还是年鉴,都不是资料的简单堆砌,而是在资料基础上的提炼加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修志如绣花,在文学方面应当有所着力,有所贡献。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史是虚浮的意思,地方志就是地方史,地方志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能虚浮。但“文胜质则史”这句话在某种意义启示我们,史志工作不能失之于“野”,应该讲求文雅。《左传·襄公二十年》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无文,行而不远。’”修志是一项立言的事业,方志人是文史工作者,追求志书的可读性,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条例》《纲要》《意见》和其他关于地方志的法规,对地方志确定了规范化要求,对质量提出了基本要求,修志过程中,方志人符合了这些要求,就达到了修志的第二境界,至于志书可读性的问题,或如食客们对一个厨师的评价有所不同,只是每个人的口味不同所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罢了;又如妇女化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每个女人有自己的爱好而已。
       第三境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学无止境,修志亦然。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作家来说,最好作品永远是下一部;对于每一个方志人来说,志无最好,只有更好,最好的志书是正在编修的志书,最好的的年鉴是即将编纂的年鉴。修志的第三境界,也就是修志的最新境界,应该是常编常新,应该是主动作为,创新修志,为用志而修志。处于此种境界的修志主体,《条例》《纲要》和《意见》对于他们来说只是起点,他们永远在“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路上,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2016年,花了数月的空闲时间,将二千多页、二百多万字的邓显鹤先生编纂的《宝庆府志》粗略读过,有些印象。印象之一,邓显鹤先生大才,整体把握能力强,文笔也好,宝庆府志不愧名志。印象二,邓显鹤具有十分政治素质,对封建社会的正能量把握得很准确,宣扬封建社会的正能量下了大功夫,比如说,用了很多的文字来描述祭孔。又比如说,花了很多精力来表扬宝庆府历朝历代的好人好事,对宝庆府的贤人、善人、贞女、烈女褒奖有加。印象三,邓显鹤对宝庆府的地理研究颇深。当然,这离不开新化邹氏的功劳。宝庆府志有许多地图,很详细,是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的。印象四,宝庆府的奇人异事多,天灾人祸也多。邓显鹤先生是儒家弟子,应该遵循“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导,为何会写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或是受了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响,一是宣传封建迷信思想,以达到愚民的目的,二是想增加可读性,增加点击量。
        粗略学习完《宝庆府志》,又读了一些地方志书,有新有旧,更加有趣。总体感觉,就地方志而言,版本越老,可读性越强。一些新出版的地方志,说句不恭敬的话,简直就是浓缩版的年鉴,读之无趣,阅之乏味,如同嚼腊也。修志是立言,立言乃是三不朽之一,修志的第三境界就是追求立言不朽。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绝,历朝历代所编修的史志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计数,但能留存到今天而不朽的,应该只是少部分,大部分或是散佚了。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当代文史工作者应有此豪情壮志,说修志的第三境界是最高境界,道理就在这里。创新修志,常编常新,知易行难;立言以求不朽,非知之难,惟行之艰也。从事地方志工作二年时间不到,入行不久,可谓新手,外行加无知,新手上路畏倒车,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者无畏,斗胆讲一些外行看热闹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坚持扎根群众,反映时代精神,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作为方志人,修志就是立言,立言就是立功,而如何立言,立什么样的言,修什么样的志,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是摆在我们地方志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编修地方志,是文化建设工程,是文化发展事业,应当追求“依法治志”的最高境界,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史志工作,与时俱进,全面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一是创新修志。修志是一项文化工程,创新为先。文化创新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脱离传统文化的创新都是不可取的。修志创新既要继承旧志正确的、合理的、科学的编纂行为、内容、语言、部类等,念旧企新,又要根据新志时限内发展变化的情况,进行适度的创新。汉之《史记》是纪传体的史志精品,宋之《资治通鉴》则为编年体的通史佳作,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变的只有变而已。修志创新不是为变而变,而是因变而变,随时而动、顺势而为。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方志人应该在修志过程中大胆创新,敢为人先,尝试在志书的体例、内容、编纂原则、记述方法、资料、行文、出版等等方面有所突破,有所探索发现。中华民族修志的优良传统,是在两千年不断的创新中形成和发展的。一代有一代之方志。旧志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重在皇权、赋税、国防和风教,儒家思想贯穿始终。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腐朽思想,所以旧志多有愚民之内容。今天的地方志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书写历史,所以关注的是民族复兴、民主政治、人民生活和各业发展。
        二是协调修志。协调发展的精髓在于非冲突性和对抗性,避免交流、互动的障碍,既包括量的均等,也不排斥非均衡的良性互动。协调修志将更好地激活各方之所长,进而开辟我国方志事业发展新阶段新空间。从大的方面讲,就是要协调关系,合纵连横,统筹安排编修省志、市志、县志、乡志、村志,调动各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防止各自为战,避免简单重复;从小的方面讲,就是要在志书的篇目、章节、条目的设计安排和内容上进行统筹,反复酝酿,仔细斟酌,认真审核,该保留的尽量保留,该增加的务必增加,该删减的无情删除。创新是百家争鸣的结果,创新的结果是百家争鸣;协调发展是百花齐放的局面,协调修志的局面是百花齐放。协调修志的语境下,“志一般有褒无贬”的观点让人深思。志有褒而无贬,多好事而无坏事,多经验而无教训,这是正面宣传的需要,也是史志传统,但或有怕得罪人、明哲保身的原因,有现实需要的原因。如果一味追求树碑立传,一味歌功颂德,一味讨好卖乖,一味采取驼鸟政策,这或与“直笔著信史,铁肩担道义”的精神相违背,或是我们方志人的悲哀与羞耻。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方志应是清新脱俗的神仙妹妹。还历史以真相,求方志之自然,或是我们地方志工作者的使命。
        三是绿色修志。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绿色修志就是要在信息化方面做文章,充分利用互联网、电子图书等现代工具,积极编修“数字方志”,着手规划建设“数字方志馆”。节约纸张,杜绝浪费木材等不可再生资源,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修志道路。现在出版的一些地方志,无论是志书还是年鉴,篇幅太长,字数太多,可算得上懒婆娘的裹脚布,严重影响志书的可读性,增加浪费,减少用志者的兴趣。俗话讲得好,浓缩的才是精华。《史记》只有52万多字,写了3000多年的国史,而我们现在出版的一些县志,短短20年的地方史,动辄上百万字,多则200万字,加上图片,厚可达数百上千个页面,重可达数公斤,如此厚重,让人生畏。王闿运先生编修的《湘军志》只有区区九万余字,却写尽湘军之风流,而现在出版的一些年鉴,也有许多超过百万字的,让人怀疑里面或有水份可挤出。
       四是开放修志。修志是一项系统性的文化工程,“众手成志”这句话告诉我们,方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修志这一文化工程实施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开放的发展理念,博采众长,凝聚百姓力量,博观约取,汇集大家智慧,否则的话,无异于闭门造车。志书编修出版后,亦要对外开放,而且要加大对民众、用志者的开放力度,利用多媒体等手段,方便志书的开放和利用。我们的志书出版以后,社会各界的反应为什么那么冷漠?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做到开放修志,我们的志书让社会各界民众感到与他们的关系不大。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方志的开放度都有待于扩大,要真正让广大民众在其中。史学大家钱穆先生说:“中国史学重人,西方史学重事。人为主,事为从。”地方志尤其应该如此。地方志是为人而修的,人是地方志记述的核心内容。旧志对人的记述分量非常重。我们今天的地方志,结构更为科学合理,规范更为全面具体,但却严重地忽略了人的记述。我们应当树立处处见人的观念,抓住记述的根本。
       五是共享修志。修志是一项文化惠民事业,如何让志书更好地服务民生、服务大局是摆在我们方志人面前的一个课题。仓禀实而知礼节,治盛世则修方志,志书本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红利,理应让人民群众共享。不但要在方志中充分书写人民群众这一历史的创造者,歌颂平民中的英雄和道德高尚者,让他们享受应有、应当的历史荣光,而且志成之后,要想尽千方百计,多做工作,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及时地、普遍地共享地方志这一文化精神食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当下,作为文史工作者,我们方志人有义务、有责任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应当而且可以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贡献自己的智慧。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方志人的历史担当。修志以教化,让人们的心境如水一般澄澈,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如水一般清明,这是我们方志人的不懈追求。立言求不朽是我们方志人的理想,我们在为理想而奋斗的路上,永不言弃。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修志问道。屈子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注:此文荣获“湘志杯”2017年地方志理论研究征文“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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