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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志价值辨

2020-07-17 15:39:21       来源: 株洲史志网——中共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编纂室)

       【摘要】2006年是依法治志的元年,依法修志是依法治志实践的初级阶段,依法治志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依法治志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依法治志必须与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有机统一。依法治志价值可分为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体现在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等五个方面。依法治志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依法治志的生动实践,随着实践的提升而提升。对依法治志价值进行反思,有利于更好地认知、实现和提升依法治志价值。
       【关键词】:依法治志;价值;争鸣
       方圆天地,志书古今。我国地方志编修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延续至今。方志这一中国独有民族文化的传承不辍与历久弥新,体现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展现出中华民族之勤劳勇敢智慧。盛世修志,志载盛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方志工作一直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7年,地方志工作列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十二年哲学科学规划方案》中的重要项目。建国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这与毛泽东酷爱历史大有关系。战争年代,每解放一个县城,毛泽东总是要找当地的县志看。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不仅自己调阅了大量的四川方志,还精选了部分方志,推荐给与会的领导同志,提倡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同时,毛泽东还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此事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和全国各地的响应。1960年10月,毛泽东说道:“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地方志编修工作遇到了波折,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受到了挫折,但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大规模重启地方志编纂工作。改革开放40年,是地方志事业良性发展的40年。时至今日,第二轮修志进入关键时期,“两全目标”进入冲刺阶段。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李克强多次对地方志作出重要讲话、重要批示,对地方志事业发展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当前,地方志事业正处于全面发展、转型发展与繁荣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亟需方志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与科学指导,研究出合乎方志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和知识模型,为地方志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纲要》在基本原则“坚持依法治志。国家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国地方志工作;省、市、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履行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职责,加强编纂业务工作。”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依法治志。依法治志价值是什么?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述管见。在辨析依法治志价值之前,请允许我对依法治志进行解读和界定。以我的理解,依法治志的“法”是指成文法,而非“不成文法”,所以,可以说,2006年是我国依法治志的元年,标志性事件就是《条例》的颁布实施。“依法”解读为“按照法律”而非“按照已有的方法”。治志之“治”近似于治学、治经、治史之“治”,作“研究”解,但在这里,“治”的外延有所扩大,还应理解为开展、发展和管理等。“志”是指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从字面上去解读依法治志,就是按照法律研究地方志,拓展开来,就是按照法律开展地方志工作、研究地方志理论、管理地方志事务、发展地方志事业。依法治志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条例》和《纲要》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只须认真领会、努力践行就是了。
        一、依法治志价值辨正
       依法治志蕴含了深刻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我看来,依法治志的价值至少体现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依法治志价值是依法治国价值的有机组成
       毋庸置疑,依法治国有着极其巨大的价值。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基础与保障。依法治志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依法治国在方志领域的具体展开;同时,依法治志中独特的存史、资政、教化功能,对依法治国的实现也有积极推动作用和记载传承功能。
       (二)依法治志是地方志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进行,地方志事业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挑战。要积极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中心工作开展提供有益借鉴,为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夯实基础,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要实现地方志高质量发展,必须将地方志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在识志、修志、管志、用志等方面形成法治秩序,使志书能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教化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
       (三)依法治志是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基本目标
       依法修志是依法治志的初级实践,依法治志是依法修志的升级换代;依法修志是依法治志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志是依法修志的更高层次。依法修志是在地方志工作无法可依,只能靠行政命令、行政手段来开展时,伴随着《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行而产生的,这也是《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工作的最大贡献,在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历史背景之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地方志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依法修志已不能适应和满足我国方志事业发展的新需要,需要升级发展到依法治志更高水平。依法治志是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基本目标。
        (四)依法治志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工作作为一项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文化基础事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发挥了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志的提出符合党中央关于加强文化法治建设和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立法工作方略、方针的要求,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法治化,推动我国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
      (五)依法治志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现实需要
       依法治志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地方志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工作者应该有“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胸襟,依法治志可以为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信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依法治志价值辨反
       反者道之动。对依法治志价值进行反思,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依法治志的价值。价值来源于自然界,并随着人类的进化而进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价值的终极本原只能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和劳动着的人类社会。只要依法治志这一劳动着的人类社会活动存在,依法治志价值就存在,依法治志价值不是想否定就可以否定的。为否定而否定,不是否定的意义所在,否定依法治志价值的意义在于更好地认识和实现依法治志价值,下面,从四个方面对依法治志价值进行否定。
        (一)从历史逻辑出发,否定依法治志价值。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国家四分五裂,战祸连年,老百姓深受其害,但学术上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人的思想解放,涌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荀子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全社会思想的开放、文化的多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法家思想一时盛行,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取得巨大成就后,法家思想更为炽热。尽管如此,但中国思想界一直存在着对法家思想进行批判的声音。法家缺点有三:一是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 二是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
       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三是法家思想诱导精通法律者钻法律的空子,从而损害整个社会的道德和利益。法家的思想基石是“人性本恶”,而儒家的思想基石是“人性本善”,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占主流地位的是儒家思想而非法家思想。儒家为本,法家为用,一直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不二之法。站在儒家立场,否定法家,否定法治,从根本上否定依法治志价值。
      (二)从现实逻辑出发,否定依法治志价值。依法治志就可以解决地方志工作中的一切问题吗?现实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天真可爱,这是一种幼稚可笑。依法治志可以解决问题,但依法治志不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依法治国,蓝图是美好的,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就算法治的目标完全实现,哪又怎样,难道就不需要道德了吗?就算依法治志的目标全部达到,哪又怎样,难道就不需要敬业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吗?要我讲,答案或是否定的。
      (三)从理论逻辑出发,否定依法治志价值。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已经形成,其中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全面依法治国只是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如果将其从整体割裂开来,其价值或将归零。按照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这一结论或是成立的。栋梁与大厦割裂开来,只是木头而已;全面依法治国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割裂开来,只是一些空洞的文字罢了。如果依法治国变成一种摆设,那么,依法治志就变成了一句空话,依法治志价值也就无从谈起了。
      (四)从实践逻辑出发,否定依法治志价值。依法修志、依法治志以前,地方志工作也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换言之,没有依法治志,地方志工作照样运转。这就在某种意义上对依法治志价值进行否定,如此下结论,或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但就实践逻辑而言,应该具有一定逻辑的。法治还是人治,这是一个政治选择题,无所谓对错,只有历史的选择,只是历史的必然,只是人民的选择。法是人立的,执法的是人,法治靠人去完成,法治的最终对象是人,就本质而言,法治归根到底还是人治。政治是人治,政治是治人,政治是人治和治人的融合。肯定人治,否定法治,否定依法治志,进而可以否定依法治志价值。文化是人为,文化是为人,文化是人为和为人的融合,地方志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不能当饭吃,文化无用,与此同时,文化无不用,文化具有无用和无不用两种对立统一的属性,从文化无用属性出发,我们可以否定地方志的价值,进而否定依法治志价值。
        三、依法治志价值辨合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修志可问道,修志要问道,修志须循道。坚持问题导向,何为道?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就是辩证法,修志要遵循辩证法,治志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依法治志价值的有无是一个哲学问题,有有有无,无有无无,依法治志价值的有无是辩证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交换、比较、反复,对依法治志价值进行辩证思考,对依法治志价值否定思考,是为了接下来的“否定之否定”思考,也就是更好地对依法治志价值肯定思考,探寻实现依法治志价值路线图。依法治志价值可分为潜在价值(或名隐性价值)和显性价值,潜在价值是理论价值,显性价值是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价值。换言之,依法治志价值可分为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就依法治志价值来说,理论价值是灰色的,而实践之价值永在。依法治志潜在价值是巨大的,但要真正实现是艰难的,是要付出汗水的,是要苦干、实干加巧干的。无依法治志实践,则无依法治志显性价值可言。依法治志潜在价值在实践中得以显现,表现为依法治志显性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实现价值的途径。极言之,实践是实现依法治志潜在价值的唯一途径,也是提升依法治志显现价值的不二选择。依法治志价值有如一座金矿,实践则如一个矿业冶炼工厂。依法治志价值辨正的主要任务是探矿,依法治志价值辨合的主要任务则是寻找开矿、冶炼的最佳途径和方法。
       (一)实现依法治志价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志有机统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依法治国价值必须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取得,依法治志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应该坚持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如此才可以实现依法治志价值。地方志属于文化建设范畴,应该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方向,依法治志实践中,人民当家作主可以具体落实为以人民为中心,换言之,依法治志价值必须于“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依法治志有机统一”的实践中获得。方志姓方,方孝孺的方,方志人外圆内方,方就是棱角,就是个性,就是仙人掌的刺;方志更姓党,方志人忠诚于党,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人民编修方志,为人民书写历史。
       (二)实现依法治志价值,必须坚持依法治志、以德治志相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实现依法治志价值,就宏观层面而言,必须一手抓依法治志,一手抓以德治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能实现价值最大化、最优化;对于地方志工作者来说,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志须先修身,治志还需治家,修志不修身,到老一场空;治志不治家,全是一包假。依法治志需要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族美德、个人品德相结合,才可以更好更大地实现其价值。
       (三)实现依法治志价值,必须坚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依法治志价值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而要实现依法治志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文明价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一劳永逸,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定位要准确,方向要明确,思路要清晰,工作要扎实,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才行,要坚持目标导向,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实现依法治志价值,方向是一个大问题,正确的方向或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动对接,自觉将依法治志价值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四、依法治志价值辨用
      修志为用,志贵在用;依法治志价值辨,辨贵在用,为辨而辨无甚意义,依法治志价值辨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地方志事业。治国如烹小鲜,治志似织湘绣。作为一名基层地方志工作者,当下最关心是“两全目标”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现,具体来说,就是将第二轮县级地方志书编纂好,将“一年一鉴,公开出版”任务完成好,在志鉴编辑过程中,不犯一票否决的错误,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常编常新。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志法》立法,是属于顶设计,只要跟踪了解就可以了,没有参与立法的这个本领,也没有参与立法的心思、精力和时间,顶多也就是提一些立法建议,提一些个人意见。上接天线,将上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精神吃透,较好地完成上级主管部门安排部署的各项地方志工作任务;下接地气,指导、培训参与县级志鉴编修的各位撰稿人,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并及时收集、整理、综合他们关于地方志工作的建议和意见。依法治志价值或可分为价值和使用价值,就依法治志的使用价值而言,在一个基层地方志工作者眼里,依法治志不如行政命令管用。就基层地方志工作开展而言,行政命令较之于依法治志来得快,效应更为强势,效果更为明显,执法检查效力有时不如绩效考核效力大。作为基层地方志工作者,推动地方志工作往往依靠的不是法律强制力,而是绩效考核力。一旦地方志工作纳入绩效考核项目,效果明显不一样、不一般。笔者在政府部门工作二十多年,深知政府部门有效运转的“秘密”,依法治志看上去很美,有时候却是好看不好吃,好看不实用。笔者先后有过统计执法证、安全生产监督执法证、文化稽查执法证等等执法资格证,参与过统计、安全生产、文化、知识产权等等案件执行,深感执法办案的艰辛和复杂。就全国而言,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设置不一,有“三合一”,也就是档案、党史、地方志工作机构合在一起;也有“二合一”,也就是将地方志与档案或党史合在一起,名称也就相应变化;也有地方志工作机构单独设立的。编制也不一样,人员有多有少,多的二三十个人,少的只有三四个人,可谓千差万别。依法治志,就必须考虑二个问题,一是法的适用问题,二是法的遵守问题。就法的适用而言,必须考虑到全国数千个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差别性,必须考虑县级政府的差异性,否则的话,执法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几个人的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如何有效地执法就会成为问题,执法主体资格、执法程序等等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就法的遵守而言,地方志法规规范的主要对象是政府机关的各部门、各单位,这就是一个问题。前不久,向一个其他部门的同事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是有档案法的,我们档案区志局具有执法主体资格。”同事笑着回应:“哪个政府部门没有执法主体资格呢?比你们档案执法主体资格更厉害的,多的是。”虽是玩笑话,但引人深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法》成功立法如何,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拥有执法主体资格又如何?就基层的依法治志工作有效开展而言,就基层的依法治志价值具体实现来说,窃以为,《纲要》比《条例》更为管用,《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比《纲要》更为实用,因为我们县级地方志工作者关心法律法规的指导性,但更关注法律法规的精准性、可操作性。试举例说明。
       (一)近日学习“方志株洲”的一篇文章《开国少将—唐子岳》,文中写道:“唐子安, 株洲县古岳峰镇坝塘村人。民国1年(1912)生。大革命时期参加农民运动。民国19年(1930)5月,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特务营第二连当兵。”引人注意的是,凡是辛亥革命至1949年10月1日的纪年,全是使用“民国19年(1930)”此类纪年方式,此类纪年方式是可以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2008年9月16日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对于志书纪年的记述方法没有具体的规定。《天津市地方志书编修行文规范》第六条规定:“辛亥革命前采用朝代年号,加括注相对应的公元纪年,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辛亥革命后,采用公元纪年。公元纪年要写完整,不能省略,如‘1997年’不能写成‘97年’”。按照天津市的相关规定,“方志株洲”的文章有问题,但株洲市属于湖南省而非天津市管辖,而湖南省没有出台相关规范,故,“方志株洲”的文章没有错。《江苏省地方志行文规范》第二十九条规定:“ 新中国建立前后纪年的记述方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采取以朝代年号纪年(包括民国纪年)加注相应的公元纪年,如清宣统三年(1911年)、民国5年(1916年)。”由此可见,就民国时期的纪年记述方法而言,《天津市地方志书编修行文规范》与《江苏省地方志行文规范》的相关规定存在分歧,有冲突的地方。窃以为:从讲政治的高度,从提高政治站位的角度,《天津市地方志书编修行文规范》关于纪年方式的规范更为妥当。从压缩地方志书篇幅、减少志书字数而言,《江苏省地方志行文规范》关于纪年方式的规定,或值得商榷的。
       (二)2018年2月13日,学习由茶陵县人民政府主办、茶陵县档案史志局承编的《茶陵年鉴(2016)》。该书共71万字,200余张照片,及时、准确地记录了2016年茶陵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及成果。《茶陵年鉴(2016)》记的是2016年的事情,引人注意,让人思考:是否符合依法治志?于是乎就此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茶陵地方志工作者是依法治志。因为中指组2012年7月13日出台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没有关于年鉴名称的具体规定。《四川省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范》第五条规定:“年鉴记述时限为上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年鉴记述的地域范围应与书名相称。年鉴编纂出版应做到观点正确,框架科学,资料翔实,记述准确,编写规范。”但这只是四川省的规范而已,对湖南省茶陵县的年鉴工作没有约束力。《湖南省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范》暂时没有出台,湖南方志人可以在遵循《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的前提下,调动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地方志实践中有所自由发挥。茶陵的同行教导:“年鉴年份名,到底以所记事物发生的年份冠名,还是以编簒出版的年份为名,值得商榷。前者准确标明了事情发生的年份,事时相符,便于理解和查找;后者只是反映了出版的年份,不是所记内容发生的时间,容易产生事时脱节的印象。”当时还觉得此言甚是有理,不料风云突变,3月1日,“方志株洲”转发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2017年12月21日 印发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其中第十五条规定:“年鉴主要辑录上一年度的资料,一般不上溯下延。”《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的及时出台,一锤定音,为我们这些基层地方志工作者解除了困惑,提供了依法治志实践的有利武器。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价值的获得在于实践。依法治志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依法治志的生动实践,新时代的依法治志实践必将推动依法治志价值的提升。在思考“依法治志价值研究”这一课题过程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坚持践行“实践--理论—实践”依法治志路线图的重要性。自《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以来的12年,是地方志工作正式进入依法治志实践阶段,依法治志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无限美好。依法治志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依法治志永远在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地方志理论升华,建立更加成熟的中国地方志理论,为依法治志奠定更加牢固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修订及地方志立法,从而进一步指导依法治志实践,提升依法治志价值。
       依法治志,是新时代方志人的初心;实现和提升依法治志价值,是新时代赋予我们广大方志人的神圣使命;不忘初心,肩负使命,砥砺向前,依法治志,舍我其谁?这是方志人对新时代的庄严宣言和郑重承诺。
        注释:
① 本文部分引用了作者2017年9月11日在遵义宾馆听冀祥德主任讲课《地方志转型升级与依法治志》时的笔记,株洲市志办李一平主任对本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谢忱。
②《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就〈地方志工作条例〉的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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